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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戰敗后是怎么樣的呢?

來源:講歷史2019-05-09 11:18:45責編:小戲骨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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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讀】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無數國家都卷入了戰爭的漩渦里面,其中日本對中國的傷害尤其嚴重,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讓國家都是滿目瘡痍,讓無數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是你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無數國家都卷入了戰爭的漩渦里面,其中日本對中國的傷害尤其嚴重,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讓國家都是滿目瘡痍,讓無數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是你們卻不知道戰敗之后的日本是多么的慘不忍睹,那當戰爭失敗之后的日本又是怎么樣的呢?

帝國的崩潰:戰爭孤兒

一個曾經狂妄的、不可一世要征服大東亞和太平洋的日本帝國,轉眼間,隨著無數士兵的死去,和女人的心碎,開始,垮塌了。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習慣于從中國人的視角去看待二戰,看待1931-1945年間的那場中日戰爭,然而在戰爭之后,日本人是怎么樣的,我們,似乎一無所知。而今天,最愛君想帶著大家去看看一段有關日本戰敗后的歷史,去看看那個雙手沾滿血腥的帝國,是如何崩潰和哀嚎的。

而在那場戰爭中,失去親人的,不僅僅是相原悠。

1946年12月,在從中國東北歷經千辛萬苦、輾轉回國后,7歲的小女孩渡邊千鶴子胸前掛著父親、母親和妹妹的骨灰盒,回到了日本東京。

記者去采訪她,這位已經成為孤兒的7歲的小女孩,坐在一張大床上,旁邊放著她爸爸、媽媽和妹妹的骨灰盒,一邊還放著一個她很喜歡的小洋娃娃,記者問她:

“你爸爸死在哪兒?”

“奉天(遼寧沈陽)。”

“媽媽死在哪兒了呢?”

“葫蘆島(遼寧)。”

“妹妹貞子呢?”

“佐世保(日本長崎)。”

在歷經14年(1931-1945)的侵略戰爭后,日本人最終以傷亡270萬人的代價,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慘重的教訓,隨著1945年日本的戰敗,大量的繳械士兵和日本平民開始被陸續遣送回國。

起先,他們被派做帝國的先遣部隊試圖去征服“支那”和廣闊的大東亞,然而戰敗后,他們開始跟隨著日本帝國潰敗的夢想一起撤退,僅僅在中國東北,據估計,就有多達17.9萬名日本平民,和6.6萬日本士兵在倉皇的撤退和嚴冬中死去。

他們拼命逃竄,僅僅帶著年幼的孩子和一點很快就被吃完的食品上路,許多難民走投無路,將自己的孩子送給了沿途也同樣貧苦的中國農民,在1945年后,那些同樣憨厚的中國農民,則收養了4000多名日本人的遺留戰爭孤兒。

根據日本政府1948年2月的一份報告統計,當時日本的戰爭孤兒和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僅僅能統計到的,就達到了123510人:其中,有28248人在空襲中失去了父母;11351人在艱難的遣返途中成為了孤兒,或者是跟父母失去了聯系;另外2640人確認為被“拋棄”;此外,還有81266名兒童,在戰爭結束后的騷亂中父母死亡,或是跟父母離散走失。

在回國后,或是父母死亡后,這些日本的戰爭孤兒們,許多住在火車站、高架橋和鐵路橋底,以及廢棄的建筑中。他們以擦皮鞋、賣報紙、偷錢包、撿煙頭、非法販賣糧食配給券,或者是乞討謀生,一些十幾歲的女孩子,則被迫早早地以賣淫為生。

活著的幽靈:回國的侵略老兵

但回國,對很多日本人來說,只是另外一場噩夢的開始。

1946年8月1日,7000多具日本侵略軍和平民的骨灰,被遣返船冰川丸號送回到日本浦賀港,然而,卻沒有任何人前來認領。在遠渡萬里,終于魂歸故里后,冷冰冰、無人迎接的海岸卻呈現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他們被大日本帝國慫恿著去侵占一個遙遠的國度,但轉身回來時,他們,卻已經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

即使能夠活著回來,許多日本士兵和平民也發現,他們的家早已無處可尋,城市中的許多街區被整塊夷為平地,父母妻子很多人在空襲中被炸死,或是被疏散到了鄉下。在整個日本,到處都是手寫的尋找失散親人的尋人啟事。

數百萬被遣送回國的人員,在返鄉的迷離中,尋找著抑或失散,抑或已經死去的親人,于是從1946年1月起,當一檔名為“復員者消息”的廣播節目開播,提供即將遣返回國人員的姓名、船期和登陸口岸消息時,電臺的工作人員們,很快便被每天多達四五百封的信件和幾十通電話所淹沒。一直到1950年,這個節目還在繼續清理大量日本歸國人員的下落或是死亡聲明,“尋人”廣播,一直播到了1962年3月31日才結束。

對于日本人來說,他們沉浸在一種戰爭“受害者”的意識里不能自拔,但他們卻忽略了,日本人對于整個中國、朝鮮,乃至東南亞、全世界幾億無辜民眾,所進行的血腥殺戮和殘害,他們選擇性遺忘了自己的血腥,卻選擇性保留了大和民族自作自受所帶來的自我苦難記憶。

回歸的侵略軍士兵,當他們返回到日本本土,也開始發現現實的殘酷和無奈。

許多侵略老兵返回日本后,卻發現原來早在很久以前,他們就已被宣布死亡,家里人甚至已經為他們舉辦過了葬禮,豎立起了墓碑,而他們的妻子,則已經改嫁他人,這些士兵幾乎崩潰的發現,他們已經成了所謂“活著的英靈”。

當他們自以為歷經千難萬險回到“祖國”后,侵略軍的士兵們發現,他們被整個日本社會當成了賤民看待:在當時,日本國內民眾開始陸續了解到日本帝國部隊,在對外侵略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于是,回國的日本士兵們發現,他們不僅被看做是沒能完成使命的失敗者,而且被假定為參與了不可告人的罪惡。

1946年6月9日,《朝日新聞》發表了一位復員的日本兵寄來的信,信里面描述了他“還鄉”所受到的冷遇:

“5月20日,我從南方地區復員回到日本。我的家燒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蹤了。物價太高(戰后的1945-1949年間,日本一直面臨著瘋狂的通貨膨脹),我僅有的一點錢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個可憐的家伙。沒有人肯對我說句好話。人們甚至向我投來敵視的目光。沒有工作、受盡折磨。”

大量的日本侵略軍在回國后發現,他們早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大量的日本侵略軍老兵在回國后,在失業、貧苦和社會的整體歧視中,無奈地徘徊在東京上野公園,車站等各個場所,他們流離失所,這種狀況,甚至一直持續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

有的侵略軍老兵則放棄了求生的希望:在一封寫給報社的信中說,

“我們的生存被損害,傷病的老兵們被遺忘了。”

信件從一所療養院中寄出,寫信人講述了他的病友們由于絕望而自殺,在信的結尾中他寫道,

“我自己五分鐘后,也要上吊了。”

困苦的民眾:生死邊緣

在二戰末期,日本人已經開始經歷糧食危機,日本大阪的市民,甚至被鼓勵吃橡子、谷糠、花生殼,和木頭的鋸末,日本政府當時甚至公開鼓勵人們通過食用蠶蛹、蚯蚓、螞蚱、家鼠、田鼠、蝸牛等來補充蛋白質。

在當時,普通的日本民眾陷入饑餓和瀕死的邊緣,但大量的救援物資卻被軍方和利益集團在黑市上高價倒賣。

1945年11月7日,《朝日新聞》的大阪版,刊登了一封題為《我正打算自殺》的來信:

“我是一名普通的勞動者。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正處于生死關頭,現在我的腦海里一篇空白,有的只是對我們無能政府的怨恨。我有五個孩子,我努力工作····可是政府對于糧食供應的無能,使得情形越來越差·····我們已經山窮水盡了。最終,我甚至借了高利貸來買糧食。但是我無法再這么做了,所以我們已經整整四天沒吃飯了。

我妻子昨天完全垮了,有兩個孩子開始神志不清。

最后,我決定自殺。我要以死,來譴責無能又無情的政府·····像我們這樣沒受過教育的人,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覺得肯定有足夠的大米和麥子。看,只要你有錢,一石、兩石的大米和麥子馬上就能到手。并不是沒有糧食。

官老爺們,收起你們幾年來讓別人遭受折磨的麻木不仁,拿出點人性來吧!現在,我第一次感到,日本確實應該是一個四流國家。沒有真正的好政策,它還會淪落為五流甚至六流國家。當這封信送到你們手上的時候,我可能已經死了。我是用剩下的全部氣力寫這封信的。”

生存如此艱難,高犯罪率便應運而生。

根據統計,1946-1949年,四年間日本的公開搶劫案件達9485宗,另外還有1177184人由于盜竊被捕入獄,由于食不果腹,加上時代那種茫然的大環境,8到25歲的兒童乃至青少年,成為了重型犯罪(例如謀殺、強奸、武裝搶劫、恐嚇、縱火等)的主力軍,幾乎每兩分鐘,就有一宗重型犯罪發生。

淪落的妓女:時代的絕望

社會的殘酷現實,也映襯到了孩子們身上。

在1946年初的日本社會中,日本的孩子們最喜歡玩的游戲中,其中一個就叫“潘潘游戲”:孩子們喜歡模仿那些窮苦的女孩子淪落成妓女、拉客賣淫的樣子戲耍游玩,全然不知背后的辛酸與血淚。

1946年9月29日,《每日新聞》就刊登了一位21歲妓女的來信,這位年輕的女子在信中講述自己從中國東北回國后,由于沒有親戚和經濟來源,最終只能在東京的上野車站的地下通道中蜷縮生活:

我住在那里順便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事做,連續三天我什么也沒得吃。然后在第三天夜里,一個不認識的男人給了我兩個飯團,我趕忙吞了下去。第二天夜里,他又帶給我兩個飯團。后來他要我到公園去·····我就是在那時,淪落為受人鄙視的“夜之女”的。

著眼于無奈的社會現實,1946年12月,日本內務省公開宣布:女性有做妓女的權利,在政府指定的“紅線”區域,賣淫被默認允許。據統計,二戰后初期,日本大約有55000至70000名日本女性,和來自臺灣、朝鮮等原日本殖民地的留存女子,在日本淪落成為妓女。

而來自美國20多萬日本占領軍的旺盛性需求,則使得這個性產業更加興旺發達。

在戰后一項針對日本妓女的調查中發現,她們大多是戰爭孤兒,或者是沒有父親養育,有許多妓女是家里的長女,“自認對父母和弟弟妹妹的生活,負有強烈的責任”,從而使得她們,走上了痛苦的不歸路。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調查中同時也發現,與當時整個日本社會彌漫的那種,在經歷高壓統治和戰爭壓力后突然釋放的情緒一樣,有一些妓女坦承并非因為經濟狀況絕望而賣淫,她們中有的人選擇賣春,只是為了短暫的歡樂而揮霍浪費,從而“展示出挑戰時代整體貧困的奢侈放縱。”

一位妓女甚至承認說,她從賣春中感受到了特別的性快樂,如果客人長得特別英俊,她還不愿意收錢,而除非生病或者住院,她甚至不會考慮其他的人生選擇,而是愿意繼續追求這種生活方式。

對于普通日本民眾來說,盡管戰敗,但突然之間,他們一直緊繃的神經卻被調和了下來,以致于他們產生了一種“震驚到近乎麻木”的狀態,并隨之而來產生了一種“徹底解脫”的感覺,這種解脫感往往十分短暫,隨后疲憊和絕望接踵而來:整個社會都面臨著這種深廣的心理崩潰狀態。

由于戰后生產停滯、物價飛漲,在嚴酷的生存和1945-1949年間高速飆漲的通貨膨脹之間,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都支離破碎,生存幾乎成為唯一的渴望。

許多女孩子做了妓女,男人們和部分婦女,則開始轉做黑市交易。由于戰后的生產、生活資料嚴重匱乏,于是,日本社會的黑市交易開始大范圍的自發形成。

他們有的將軍刀改成餐刀,頭盔則改成水壺和煎鍋;在大阪,許多死人用過的毛毯和衣物成了黑市交易的暢銷品,上面甚至還沾著肺結核患者咳出的血跡。

不管怎樣,到了1945年10月,在巨大的需求刺激下,日本國內已經有17000多個露天市場開始自發形成。在黑市的常規經營者中,有60%是男性,30%是女性,剩下的10%是兒童。

就在這種背景下,黑幫也開始各自劃分地盤,并進行火并廝殺。在東京新橋地帶,那里的市場是黑社會松田組控制的;淺草區則是芝山組控制;銀座區是上田組的勢力范圍;池袋區則是關口組的地盤。

以東京新橋市場為例,那里的黑社會松田組擁有150多名幫派成員,他們通過收取保護費來運轉謀生,并且插手當地的建筑業,為美國占領軍提供協助市場監管等服務。

遺留在日本的大量臺灣人和朝鮮人,也開始抱團,甚至組成黑幫爭搶地盤:1946年7月,一場由數百名臺灣商販和上千名松田組暴徒對戰引發的暴亂,就導致了7名臺灣人死亡,和34人受傷,另外有一位警察也在槍戰中喪生。

在當時,社會秩序混亂,生活前景迷茫,每個日本的普通平民,在大日本帝國崩潰后,都在生存的邊緣苦苦掙扎,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正如許多妓女將賣春得來的錢用于揮霍享樂一樣,許多男人和女人也開始酗酒。

在大阪黑市的一位商販就說:“我討價還價地進貨,然后討價還價地賣掉它們。為了麻痹良心和鼓起勇氣,我們許多商人在做生意的時候,都喝一種烈性燒酒。”

另外一位商販則坦承說,通貨膨脹太厲害,他根本看不到未來在那里,因此,他每天都是從掙來的錢中,留下一點明天做生意的錢,然后剩余的就拿去喝酒和嫖妓,他努力回憶那段褪色的、傷心的戰后歲月,那個1945-1949年的痛苦人間,他說:

“我喝酒,并嘗試著忘記,那浮萍般、漂泊不定的生活。”

對于他們來說,光明,似乎要等到1950年朝鮮戰爭突然爆發后,大量戰爭訂單帶來日本經濟復蘇的美好時段。

而那段帝國崩潰后、不堪回首的日子,又有哪個日本人,愿意再去審視和回憶呢?

歷史,只能選擇性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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