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開鑿

云岡石窟位于中國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1000余軀,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并稱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道宣《績高僧傳·曇曜傳》記載,曇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臺昭玄統,綏輯眾,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余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這是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石窟營造壯舉。

中文名
岡石窟開鑿
朝代
南北朝
時間
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年)
主要人物
曇曜、拓跋浚
主要角色

云岡石窟

云岡石窟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稱武州塞,州又作周)南麓,武州川峽谷的北岸。酈道元《水經注·漯水(明刻本作漯水)》條,這樣描述云岡石窟:「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只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道宣《績高僧傳·曇曜傳》記載,曇曜「以元魏和平年(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任北臺昭玄統,綏輯眾,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余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這是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石窟營造壯舉。云岡石窟依山開鑿,東西綿延一公里。現存主要洞窟四十五個,分為東、中、西三區,東部四窟(一—四窟),中部九窟(五—十三窟),西部三十二窟(十四—四十五窟)。此外還有許多小型洞窟。共計一千一百多龕,大小造像五萬一千多軀。從云岡石窟西行約六里,武州川北有吳官屯石窟。再溯河西行,距云岡三十里的高山鎮,遺有焦山石窟。櫛比相連,有三十里之遙。

云岡石窟的開鑿原因

據文獻記載,佛教傳入中原,始于兩漢之際,到南北朝時期迎來了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早期的鮮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只信仰雜卜、巫術,直到定都平城后,才開始接觸中原地區的佛教。其中,道武帝拓跋珪首先接受了佛教,并于天興元年(398年)下詔在京城建立佛寺及僧人居所,還設立了專門管理僧徒的官職;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也于“京邑四方”建立圖像,并要求沙門“敷導民俗”。北魏佛教的興起,始于太武帝平定涼州。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燾滅北涼,為充實京師,將北涼的高僧及工匠虜至平城,使發達的涼州佛教得以東傳,這也間接為云岡石窟的開鑿創造了條件。  

由于北魏佛教具有強烈的國家政治色彩,鮮卑政權利用佛教敷導民俗、統一思想,佛教也依附皇權乘勢發展。所以,在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平城佛教得以迅速發展,寺塔建立、僧人聚集,寺院經濟空前繁榮。但也正是由于佛教的迅猛發展,寺院經濟的膨脹觸及到國家經濟利益,引起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再加上佛教與中國傳統宗教道教之爭愈演愈烈,從而導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滅佛”事件。  

不過,雖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滅佛”事件使蓬勃發展的佛教受到重創,但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即下詔恢復佛教,佛教以更大的勢頭卷土重來。而復佛的直接結果,就是開鑿云岡石窟。 

關于石窟開鑿,《魏書·釋老志》有記述:“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曇曜的提議得到了文成帝的同意,這是因為太武帝生前對廢佛之舉已有悔意,只是難以驟然改變政策。文成帝即位后,矯正廢佛政策的時機已經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復佛措施。曇曜提出鑿窟雕佛的建議,文成帝認為正可借此彌補祖父廢佛之過,同時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準了曇曜的建議,并從人力物力上給予極大的支持。 

《魏書》中所講的五所洞窟,即今云岡石窟編號16—20的曇曜五窟。曇曜五窟的開鑿,拉開了大規模營造石窟的序幕。從此,北魏皇帝以其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為后盾,開始了大規模營造云岡石窟的活動,至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一些中小型工程仍在進行,一直持續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 

至于把石窟建在武州山上,據有關資料記載,原因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北魏從盛樂遷都平城,兩地間往來頻繁,武州塞正是兩地的交通要沖;二是北魏軍隊每每從武州塞北去出征或凱旋歸來,都在武州山下祈禱、祭拜,北魏皇帝先后7次到武州山祈福,這里成為北魏王室的祈福神山;三是北魏時期,這里山林蔥郁、河水清澈,是僧人修行的理想之處,而且這里的巖石比較適宜雕刻,故選擇在這里開鑿石窟。

建造歷史

北魏,云岡石窟的開鑿從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續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東魏、北齊、隋及初唐,平城改為云中郡恒安鎮治。

唐代,據金皇統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載:"貞觀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涼傳》卷上(古今勝跡三)記載,當時有一位儼禪師"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終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現蕭條景象,云岡石窟的建設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未有大項工程。

遼金,遼興宗、道宗時期,遼皇室曾對武州山石窟寺進行過延續十年之久的大規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構窟檐的通樂、靈巖、鯨崇、鎮國、護國、天宮、崇福、童子、華嚴、兜率十座大寺,并對一千余尊佛像進行了整修。遼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靈巖棟宇,掃地無遺"(《大金西京重修華嚴寺碑》)。金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師稟慧重修"靈巖大閣"(今第三窟外的閣樓),"自是,山門氣象,翕然復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廟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岡再度荒廢。云岡之稱始于明嘉靖年間,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路經大同,留部將張天琳駐守后清軍入關攻占大同,云岡寺院再遭兵燹,淪為灰燼。

清代,清順治八年(1651年)云岡寺院得以重修。現存第5、6窟的木構窟檐和寺院即為此時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鑾巡幸云岡寺并御書匾額"莊嚴法相"。清乾隆年間云岡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云岡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結構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設置專門保護機構,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護,并對公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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