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大美男

民國四大美男指的是后人根據現代審美觀所評選出的民國時期最負盛名的四個美男子:汪精衛、周恩來、梅蘭芳、張學良。

民國四大美男的說法始見于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戴季陶曾經分別點評過汪、周、梅、張四人。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張學良相互贊嘆對方的神采風度,楊虎城即說誰不知道你們是四大美男,可見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四大美男的說法已經人盡皆知。

四美男皆才貌雙全,除豐神俊朗外,才華亦甚是了得。汪精衛出口成章,筆掃千軍,他的文筆在當時享有盛名。只要他在,同盟會、國民黨的宣傳工作一直由他負責。此外他還是南社代表詩人。周總理的外交才華大家都知道,無需多講。梅蘭芳更是藝壇最頂級的藝人。

汪精衛

人物生平

出身世家

1883年(清光緒九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

汪精衛原籍是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祖父以上的墳塋都在紹興。其祖父汪云(1786~1844),字縵卿,號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舉人,曾在紹興中過舉人,后選授遂昌縣訓導,對當地教育事業頗有貢獻。至父親汪瑎時,舉家遷往廣東番禺。汪精衛父親汪瑎(字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 書人,年輕時先后在廣東三水、曲江、英德等縣做過幕僚,但薪俸不高,對外卻要保持著仕宦人家的體面,生活清苦。汪精衛十三、四歲,父母相繼見背,只得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衣食之費,都仰給于長兄”。幼年失恃,本是很憂傷的事,而“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這種憂傷。從后來汪精衛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他心靈的憂傷。“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里。家計的艱難,以及在家族內所受的閑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涌現在我的眼前。

少年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并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于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于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說話時極注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后的不如意和艱苦。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汪家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第。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家沿著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成年

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注: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波折生涯

加入同盟會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后以“精衛”的筆名先后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啟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6月畢業后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壓力,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后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后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后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后,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人格特征

汪精衛死里逃生,幸獲自由,出獄后原來的個性特點卻更加強了。

一是人的生命畢竟只有一次而已,絕處逢生,難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復失,滋長戀生怕死的情緒,一想到被捕,就出現“莫向燕臺回首望,荊榛零落市寒煙”的心境。

二是對清室難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每當回憶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個革命者,擁護孫中山的初衷并沒有改變。

于是,他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出現低沉消極的情緒,詩中出現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語句,產生了妥協心理。

革命生涯

謀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有所發展,成為他在以后革命過程中的后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后,汪出獄并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吁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

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后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并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后,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后被孫中山急召回國。革命失敗后亡命法國。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中華革命黨,由此孫中山和黃興分手。這一事件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具有轉折點意義的,可惜汪精衛沒有意識到。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后回國參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說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衛署名季新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新評》,汪精衛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紅樓夢》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們讀《紅樓夢》大抵是用一種王國維先生所謂“考據眼”去讀,著重在考證小說中的人物是誰,很少有人從“家庭革命”這個角度去解讀它,這篇文章的出現可說是空谷足音,從此紅學中關于《紅樓夢》的解讀就有了一個“家庭感化說”。

1917年回國后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1922年~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后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3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后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6月26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后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與蔣爭斗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布:“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汪精衛于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斗爭。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后仍一直與蔣明爭暗斗,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于9月13日通電下野,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1929年回國后,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在汪精衛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蔣介石迫于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并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衛是有功績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他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民族的國民》等多篇文章駁倒梁啟超的保皇謬論,為革命大張輿論。二是在南洋各地發展組織和籌款。三是謀刺攝政王載灃,給滿清朝廷震懾不小。四是1920年歸隊后,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1925年隨孫中山北上,并成為中山“遺囑”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衛在后來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的致命弱點。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為領袖人物。廖因左派關系,得不到國民黨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帥,躍為國民政府主席,似乎順理成章;可是他對平定“劉楊叛亂”不力,得不到許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罵人,黨內惡感頗多,支持率也低。汪精衛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為人謙卑圓滑,長于調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敵對,所以被推為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席。

1926年3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反共,蔣無視汪的國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地位,先斬后奏,給汪難堪。汪意識到:“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委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了嗎?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濟深扣留蔣介石,但指揮不動。事后自覺威信受損。五月,以“遷地就醫”為名秘密離穗。后來自嘲“責己不責人,所以引咎辭職”。這是一次政治上無能妥協的表現。

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由于性格軟弱,汪精衛一遇不利,動輒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廣州,共產黨利用時機發動“廣州起義”,汪遭到國民黨各派指責,于是宣布隱退,悄然出國。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壓張學良進兵熱河,張不聽命。汪與張矛盾加劇,10月請病假赴德就醫。

漢奸歲月

“九·一八”事變之后,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精衛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只看到日本的強大,卻看不到中國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后,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準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社會輿論嘩然。同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被王亞樵派遣的義士孫鳳鳴刺成重傷,打進脊椎的子彈始終無法取出,醫生斷言:汪精衛活不過十年。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抵償。”(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媚日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決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注: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于不顧,醉心主和。(注: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向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茍存。從此,他向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愿,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于大義。陳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家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決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決定了,決定了!”(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后的決定,陳璧君乃堅決主張就走”。(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于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鐘內在余筆下產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最后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里卻怪“汪之性格,咸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注: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著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啟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注: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奸,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向賣國求榮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后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艷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里實在是暗藏著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后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于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家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才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汪日勾結之后,西方國家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后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于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家,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舍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

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絕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向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后,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并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余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并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于這點,他后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并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后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至于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于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參加它對英、美的宣戰。汪的條件是廢除他所厭惡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條約,包括所有秘密協定及附件,而這些協定和附件曾使汪與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恥辱。他的條件最后得到了滿足,汪政權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對盟國宣戰。 得到更多自治權后汪精衛表現得對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極盡奴顏婢膝之態。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決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后,汪在《宣戰布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于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決戰意志之昂揚,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一副不顧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臉。但是當日本進一步要求其派兵參與太平洋戰場時,汪卻找借口拒絕了這個要求。

死因疑點

汪精衛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汪精衛曾被王亞樵派遣的鐵血鋤奸團成員刺殺受傷,子彈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鉛毒逐漸擴散,終至藥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后寫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陳璧君相信中醫,貼了中藥膏藥,卻促使鉛毒擴散全身,才造成汪精衛病死。另一說則是汪精衛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精衛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斷然否認。何文杰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

家庭成員

汪兆銘與陳璧君夫婦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為:

長子:汪文嬰(1913年-)曾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后來任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軍需處處長。晚年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長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習,后來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學。退休后定居美國新澤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亞政府醫藥部門高級主管,后來在印度尼西亞當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為父親汪精衛整理文稿,后來任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來在香港從事橋梁建筑工作。

軼事

親日措施

奴化人民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后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向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衛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制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

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范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并決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干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回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川蕤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本開展了

“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后,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后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并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于物資之增益。”

組織偽軍

雖然根據李宗仁等人的說法,汪精衛并沒有主動招降過國軍將士。 但是受他曲線救國幌子的蠱惑,不少雜牌國軍僅因在重慶國民政府手下過的不如意或為保存實力便投靠汪偽,完全不以降敵為恥。而汪精衛對于這些主動投靠他的國軍都表示熱烈歡迎。 此外汪偽對于被俘國軍的影響更是巨大,汪精衛一直對國軍表現出一副偽善的態度。有時他甚至惺惺作態的保護一部分被俘國軍。 許多國軍將士經得起敵人的拷打虐待,卻經不起汪精衛偽善面孔的迷惑。在汪偽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國軍將士中寧死不屈者為數甚多,汪偽政府成立之后被俘的國軍卻基本上都降敵做了偽軍。據統計,1938年時,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8000人 ,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投靠汪偽的國軍則前后多達五十萬人, 

鎮壓地下抗日武裝

汪偽軍的來源原本就是戰斗力較差的雜牌軍,再加上汪精衛那套貪生怕死的投降哲學影響,更加不是國民黨正規軍的對手。因此正面戰場上極少出現汪偽軍的身影。然而面對武器裝備簡陋、糧草彈藥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裝,汪偽軍便像瘋狗一樣呲牙咧嘴起來。汪精衛污蔑地下抗日武裝為“匪”為“寇”,聲稱地下抗日武裝破壞治安,為和平的阻礙,號召手下偽軍齊心一意的鎮壓地下抗日武裝。偽軍們亦“積極響應汪主席號召。”鎮壓地下抗日武裝不遺余力。 

政治轉變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

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里,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于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后,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于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么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

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最后吳佩孚拒絕后死亡。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后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里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云,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后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七七事變后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后的解決方式都是中國的“委曲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

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了解。了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后,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只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么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選,內閣五相缺了一個,您還怎么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日本的和平運動如果真的實現“從中國撤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日中經濟互相提攜”,那么對于中國來說意味著較大的進步。汪精衛與日本媾和,正是基于這一目的,以使中國免遭更大的損失。

1939年初,汪精衛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衛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的傀儡政權。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1943年汪精衛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精衛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愿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文字作品

《雙照樓詩詞稿》 

《菊》 

《被逮口占》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聞展堂死事,為詩哭之,才成三首,復聞展堂未死,遂輟作》 

《自嘲》 

《北宮丸上作》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寄感廣州之役》 

《挫骨揚灰辭》 

墳墓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南京人民對汪精衛的墳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鏟除。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派何應欽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1946年1月21日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打開棺木時,見汪精衛的尸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于使用過防腐劑,尸體尚未腐爛,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個汪精衛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衛跪像,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而當他身處異地,臨死前曾說過:“我要回去中國。” 

汪精衛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的滿清為己志,行刺攝政王載灃。

孫中山逝世后,西山會議派試圖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后來蔣中正武力清黨,欲徹底鏟除共產黨人,汪精衛卻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了寧漢分裂。而當共產黨人開始武裝反抗之際,汪精衛亦即當機立斷進行掃蕩。由這些作為,有一些人認為顯示汪精衛有某種「尚和平,顧大局」的思想哲學;亦有人認為,這顯示了汪精衛的善變性。

從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后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家利益。

人物評價

人物正面評價

林思云,他的《真實的汪精衛》一書,替汪精衛做了身后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贊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汪屬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日本談判的籌碼,惜苦無軍權;后以雜牌軍力戰不果,于

1933年簽訂塘沽協定。這種屈服的原因并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力只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來,汪在被行刺受重傷后,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的理念,期間也與日本的主和派接觸并談判講和條件。在一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開重慶時給蔣中正的留書中“今后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但本書爭論很大,書中認為在汪統治的日占區,人民生活能較穩定,而且認為因為汪代表國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沒有再大舉進攻重慶和延安,這都是他的貢獻,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蔣介石站在美國一方,那么戰后無論同盟國勝利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都是戰勝國,那就避免了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保存了中國文化的延續,起碼中國還能茍延殘喘。 

汪兆銘政權承認了滿洲國,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等。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 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采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后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 

陳璧君(汪的妻子:在汪兆銘死后,汪的妻子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行為辯護:“日寇侵略,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并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么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后,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只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人物負面評價

新華網《蘇進強,汪精衛第二》一文稱: 汪精衛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

合作用。在軍事上,大量策反了國軍(近百萬),尤其是雜牌軍,組織“偽軍”,多次進行清鄉,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難。汪精衛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打擊其統治區的地下抗日武裝(主要中共游擊隊),使得日軍可以抽身進行其他戰役。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強迫實施儲藏物資的全面登記,并對棉紗棉布進行強制性收買,以供日軍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衛在學校推廣與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從思想上削弱民眾的反日情緒。另外,汪精衛承認偽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

汪精衛,在他叛國“艷電”中,曾美化日本的侵略,說自己的投降、賣國是為了“和平”和“主權”,把日本侵略說成“日本沒有領土要求”。其實,他是為了自己的勢力不被邊緣化,忍受不了在國民黨中失去兵權的現實。想在政治舞臺上留下名字,留不下芳名,也要留下罵名。當年汪精衛過高估計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以為落個漢奸的罵名,能換來榮華富貴。沒想到沒幾年他的主子就倒臺了。 

陳寅恪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1944年12月17日吳宓到成都存仁醫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療的陳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衛詩,命宓錄之,以示公權”。“ 公權”系指史家蕭公權,陳寅恪和吳宓的詩友。《吳宓日記》在記錄此詩時,在詩行間有注,“阜昌”后注:“劉豫為齊帝年號。”“集選中州未肯遺”后注:“元遺山選《中州集》,列入齊曹王劉豫詩。按豫曾為進士。”有了吳宓日記的出版,我們才能明白知道,陳寅恪先生的“阜昌”詩是挽汪精衛的。從“阜昌”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把汪精衛和南宋偽齊政權的傀儡皇帝劉豫是相提并論的。作為一個精神和情感世界豐富而又深邃的詩人,陳寅恪先生對汪精衛的態度又不是簡單的譴責,這里面還有惋惜之情,憐才之意。汪精衛的哥哥汪兆鏞罵了汪精衛一輩子,被當時重慶的一些國民黨大員十分贊頌。在這一點上,倒是陳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緒更具史家情懷。

汪精衛圖冊毛澤東: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并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說。這篇演說在建國后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改題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汪精衛集團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簽訂了旨在出賣民族利益的《日支新關系調整綱要》。1940年1月,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指示各地應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于是,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于2月1日召開。

大會還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聲討汪精衛的通電,通電提出全國討汪、加緊團結、厲行憲政、制止磨擦、保護青年、援助前線、取締特務機關、取締貪官污吏、實行《總理遺囑》、實行三民主義等10項要求。建國后,這篇通電以《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

汪精衛圖冊參考資料 】

出于評價者之不同立場,對汪精衛這一復雜人物的歷史爭議,將在長時間內持續下去。歷史以否定之否定式的曲折運動緩慢展現其真實,汪從千夫所指的單一形象,出現出多元、兩分之模糊空間。汪人生后期所作所為,或有出于“保存實力、曲線救國”之苦衷,但其變節投敵充當傀儡之事實,卻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齒不容之罪,一切正如汪本人對此之預料。

諷刺對聯

之一(據說汪于1941年舊歷除夕在自家門口貼對聯“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愿,開為黨為國為民之大業”,結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愿,

開偽黨偽國偽民之大業。

之二(據說偽國民政府成立時,有人在送來的賀聯中混雜了一幅諷刺聯):

昔具蓋世之德;

今有罕見之才。

之三:

近衛,汪精衛,你自衛,我自衛,兄魯弟衛;

陳群,李士群,來一群,去一群,狗黨狐群。

之四:

國祚不長,八十幾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兩條街汪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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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

個人履歷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原籍浙江紹興。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進天津南開中學學習。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并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從巴黎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

1925年2月、10月,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出席黨的六大,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后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曾發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后,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并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駐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斗爭,《雙十協定》簽訂后,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

1946年11月從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7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陜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陜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9月,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 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擔負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他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的。

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并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

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

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

在“文革”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費盡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

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偉規劃。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堅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主要著作編為《周恩來選集》。

夫人鄧穎超。 

生平年表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

1910年春,隨伯父離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銀州(今遼寧鐵嶺市)銀崗書院和奉天(今沈陽市)東關模范學校讀書。

1913年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6月,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

1919年4月,離日本回國。參加并領導天津愛國學生運動,參與發起成立覺悟社。

1920年1月,領導天津學生運動。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

1922年參與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1923年2月,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書記。

1924年9月,奉調回國抵廣州。后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2月和10月,先后參與兩次東征的領導工作。8月,與鄧穎超結婚。

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力主出師討伐蔣介石。7月,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

8月1日,領導南昌起義。

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11月,回調上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

1930年9月,同瞿秋白等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12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10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1933年春,和朱德等領導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

1934年10月,參與領導中央紅軍長征。

19

《生活》雜志拍攝的照片35年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此后,與毛澤東等率紅一方面軍西進、北上,于10月到達陜北。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出使西安,與張、楊二人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1937年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12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

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8月,赴蘇聯療傷,翌年3月回延安。

1941年1月,在《新華日報》上為皖南事變題詞,怒斥國民黨反動當局。

1943年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籌備工作。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11月,到重慶同國民黨談判。

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8月,和毛澤東等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0月,和王若飛代表中共在《會議紀要》上簽字。

1946年1月,同馬歇爾、張群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中共代表團遷往南京。11月,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和毛澤東、任弼時等撤離延安,轉戰陜北。

8月,為中面軍委副主席,兼代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河北西柏坡。從9月起,在此協助毛澤東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3月,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6月,主持進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作關于《共同綱領》問題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1日,出席開國大典,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隨后又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50年1月、2月,和毛澤東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0月,協助毛澤東組織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和陳云等領導人開始主持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年1月,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法起草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6月,訪問印度、緬甸,同印、緬政府總理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9月,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12月,當選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闡明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12月至次年2月,出訪亞、歐十一國。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關于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

1958年1月,出席南寧會議。3月,出席成都會議。勘察三峽大壩壩址。5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會議。8月,出席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9年4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 7月、8月,出席廬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1960年4月、5月,訪問亞洲六國。8月,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1961年4月、5月,在河北邯鄲農村調查研究。

1962年1月、2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講話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風。3月,在廣州向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座談會代表作報告,贊成為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同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11月,主持領導發展尖端科技的中央專委會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是科技現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訪問亞非歐14國,提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

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宣布中國政府關于核武器問題的承諾和建議。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完整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和“兩步走”戰略。再次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后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歐洲、亞洲、非洲八國。

1966年春,擔任北方八省、市、區農業小組組長。3月、4月赴河北邢臺地震災區視察并指導華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后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月,在紅衛兵“破四舊”、“大串連”中宣講黨的政策,保護黨內外干部,堅持抓生產、抓業務。

1967年1月,堅持不遷出中南海,反對揪斗黨和國家領導人。2月,在不同場合強調應堅持黨的領導、保護廣大干部、保持軍隊穩定。8月,制止外交部“奪權”,果斷處置王力、關鋒、戚本禹(翌年1月)。

1968年夏,主持起草制止武斗文電。10月,出席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9月,在北京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談。

1970年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

1971年4月,會見應邀來華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7月、10月,兩次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澤東一起領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變陰謀。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1月,安排并出席陳毅追悼會,致悼詞。2月,同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中美發表《聯合公報》。5月,確診患膀胱癌。5月、6月,主持召開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8月,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談,中日發表《聯合聲明》。

1973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

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作《政治報告》,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6月,離中南海住院治療。10月,在四屆人大籌備期間,支持鄧小平與“四人幫”斗爭。12月,抱病飛長沙同毛澤東商定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

1975年1月,出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四屆人大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班子。5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支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6月,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并致悼詞。冬,囑咐葉劍英等注意不使大權落入“四人幫”手中。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貢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統一戰線、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后,他領導發動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黨的六大以后,他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機智勇敢地保衛黨的中央機關,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干,發展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支持工農武裝割據。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新經驗。

紅軍長征途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爆發后,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根據黨中央的既定方針,前往西安,在極端復雜而艱難的環境中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戰爭中,他代表我們黨長期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堅持并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斗爭。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他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爾后又率領我黨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有理有節的政治斗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在推動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轉戰陜北、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籌備召開新政協、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同志先后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各領域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他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 神相結合”。他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經常傾聽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意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和國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推動我國積極發展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在國際社會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復雜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他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干、

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他身患絕癥,仍頑強堅持工作,并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同志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長期實踐中,他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認真總結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深刻闡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后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經典語錄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周恩來為國家和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彪炳青史。他不僅為中國人民所敬仰,同樣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他敏捷機智和人格魅力可以說,無處不在。

1.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2.中國人幾乎占世界人口的1/4 。這樣大的國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對世界有所貢獻,經濟上不能有較快的發展,那我們就對不住世界人民,也對不住我們的祖宗。

3.我們愛我們的民族,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泉源。

4.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5.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

6.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7.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

8.為中華騰飛而努力奮斗!

9.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

周恩來和鄧穎超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更不應該導致戰爭。

10.今天的現實是不夠美滿的,但是美滿的現實需要我們大家共同去創造。

11.只有忠實于事實,才能忠實于真理。

12.畏懼錯誤就是毀滅進步!遮掩錯誤就是躲避真理!

13.一帆風順是不能磨練人的。

14.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

15.我們國家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后門,特殊化,那是會引起群眾公憤的。

16.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

17.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因為只是老實人才能經得事實和歷史的考驗。

18.青年人沒有不栽幾個跟頭的,沒有不碰幾個釘子的。碰了釘子以后,不要氣餒。

19.理想是需要的,是我們前進的方向。現實有了理想的指導才有前途,反過來也必須從現實的努力中才能實現理想。

20.我們的下一代,總是要把自己擺在勞苦大眾一起,要能夠吃得起苦。因為我們的革命精神,就是從吃苦中得來的。  

社會評價

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斗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么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愿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注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注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來各時期圖片一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復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心系人民,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只要是關系群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逢年過節,他總是關心在生產一線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頓餃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線、地震現場,哪里有災情,哪里群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時,目睹群眾生活仍然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對不起老區人民。1975年,大手術之后,他依然牽掛著遠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錫礦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懇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時期,他還抱病操勞國事。他說:“死我并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里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 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周恩來同志深知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始終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他把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個人主義提到“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事業都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特別告誡:因為我們黨是勝利的黨、執政的黨,尤其要警惕種種破壞和危害黨的團結的行為。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強調“特別是要在高級領導同志中間加強集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保證我們黨的團結”。他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有利于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說、就做,不利于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不說、不做,講黨性不徇私情,講原則不講關系,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把個人榮辱置于身外。他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方面堪稱楷模。

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他一貫倡導實際工作者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于實踐”。他善于把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處變不驚,善于化解錯綜復雜的矛盾,善于應對險象環生的局面,又能夠極為周密和細致地考慮和處理問題。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復倡導要“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要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干勁要大,步子要穩,既要有雄心壯志,盡快趕上先進水平,又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 ,注重總結實踐經驗,考慮問題時總是力求在分析、綜合、比較上多下功夫,主張“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后行”。正因為如此,在組織領導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創造性地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深得毛澤東同志的倚重。周恩來各時期圖片二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功勞越大,他越是虛懷若谷。他常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么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認為做工作“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他認為“不僅要教育群眾,還要向群眾學習。因為領導者本身知識還不完全,經驗還不夠,領導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識和經驗”。他善于啟發和傾聽不同意見,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眾講的意見都認真考慮。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他善于發現別人的長處,充分發揮每個同志的聰明才智,自己卻從來不居功、不諉過。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誠同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從不以領導者自居。他經常說:“一個人站在領導地位,不虛心,不平易近人,自以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這種思想并且在作風中表現出來,就危險了。”周恩來同志以其謙虛謹慎、廣納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風范,贏得了黨內外由衷的信賴和愛戴,是中國共產黨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優良作風的最好榜樣。

周恩來同志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畢生 嚴以律己、艱苦樸素,只求奉獻、不思回報。他說:“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經常告誡領導干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他對自己的工作,總是經常進行反思,自覺開展自我批評、自我總結、自我考察、自我完善,從不文過飾非。他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說:“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于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補了又補。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他身后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他和鄧穎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資積蓄都交了黨費,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范。 

紀念館

周恩來紀念館于1988年3月在周恩來故鄉江蘇省淮安市興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對外開放。199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和周恩來銅像廣場。周恩來紀念館館名由鄧小平題寫。

周恩來紀念館位于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淮安市淮安區,整個館區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性建筑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館區總面積35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有瞻仰臺、紀念館主館、附館、周恩來銅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筑。此外,還有嵐山詩碑、海棠林、海棠路、櫻花路、五龍亭、懷恩亭、西廳觀魚等景點。周恩來紀念館館區平面圖呈等腰梯形,俯瞰全景,紀念島和三個人工湖構成漢字忠字形。它是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齊康總設計。設計曾獲國家設計大獎,工程質量獲國家建筑最高獎——特別魯班獎。

一代偉人周恩來的崇高威望,獨具特色的紀念性建筑,豐富的館藏文物,優美的館區環境,規范的管理服務,使周恩來紀念館成為周恩來故鄉淮安兩個文明建設的重要窗口,成為江蘇省和全國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和旅游勝地。開館以來,周恩來紀念館每年接待中外觀眾近100萬人次,免費和優惠接待青少年學生團體和軍人50萬人次,1995年被中國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國文化先進集體稱號;1996年被中國文物局授予全國文物系統優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稱號;1997年被中國人事部、國家文物局授予全國文博系統先進集體稱號;1998年被中宣部確定并公布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1999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文明單位;2000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文明風景旅游區示范點。

主館分為三層,一層展廳共分八個部分,通過豐富翔實的文獻史料和珍貴的文物圖片以及5臺電視顯示屏,展現了周恩來光輝的一生。二層瞻仰廳置放著周恩來坐像。這尊漢白玉塑像高3.2米,基座高1.5米,展現的是周恩來總理手握長卷,微笑凝視著前方的偉人形象。 紀念館正面隔湖望去,南面是觀景臺,它由廊廳和兩座高達16米的劍碑組成,象征著周恩來的豐功偉績與日月同輝。從這里乘游艇,可直達周恩來故居。整個館區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性建筑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館區總面積35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有瞻仰臺、紀念館主館、附館、周恩來銅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筑。此外,還有嵐山詩碑、海棠林、海棠路、櫻花路、五龍亭、懷恩亭、西廳觀魚等景點。

如今,周恩來紀念館已經免費對外開放,吸引了更多海內外游客的到來,瞻仰偉人的風采.。

周恩來紀念館開放以來接待了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李鵬、習近平、賀國強等眾多黨和國家領導人。

每到清明的時候,淮安的每所學校都會去周恩來紀念館來瞻仰我們這位敬愛的周總理,學習他當時那種胸懷和精神,能讓世界上每個國家對我們的總理有著敬佩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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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917年在其父張作霖軍中服役。1919張學良年就讀于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在校內結識戰術教官郭松齡,兩人成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畢業,初任東北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負責保衛張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維持治安,他將郭松齡一同帶至奉軍。

第一次直奉戰爭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與郭松齡指揮的東路軍奉軍第三混成旅,張學良任旅長,經過霸縣戰斗和山海關阻擊戰,成為了第一次直奉大戰當中,奉軍惟一取勝的部隊。

第二次直奉戰爭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張學良率領奉軍第三軍與姜登選的奉軍第二軍為東北軍入關的主力軍,經過張學良部隊的猛攻,奉軍突破山海關,直搗北平。直系全面潰敗,全軍覆沒,吳佩孚成為張作霖手下,直系從此走入歷史。奉系由此一戰奪取了中央政權,張作霖成為了北洋軍閥領導人,奉系軍事實力此時達到頂點。戰后,張學良升為京榆地區衛戍總司令。

東北易幟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統治東北。張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東北易幟”的果斷行動,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張學良向國民政府發出《絕不妨礙統一電》,促使中國從形式上走向統一。后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張學良欲取消蘇聯在東北的特權,查封哈爾濱蘇聯

商業機構,開始著手收回中東鐵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蘇聯軍隊沿中東路一線向東北進攻,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敗給蘇軍。張學良被迫在伯力簽訂議定書,恢復蘇聯在中東鐵路的特權。 

中原大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史稱中原大戰。手握重兵的東北邊防軍司令張學良成為交戰雙方爭取的對象。反蔣派于4月1日任命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9月反蔣派成立北平國民政府后任命張為國府委員(共7人)、承諾政府一半的部長職務為奉系人員擔任,最后戰事不利時又許諾將察、綏兩省和平津地區讓與東北軍。

1930年6月21日,蔣介石也任命他為陸海空軍副司令,許諾平津地區的軍政、財權均歸張學良掌握,黃河以北地區全由張學良節制,還任命張學良部于學忠為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為河北省主席,王家楨為外交部次長,又以數千萬元巨款收買。應蔣介石請求,英、法駐華公使也出面對張施加壓力。

張學良在雙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發表《勸告蔣閻息爭通電》,表示“邦家多難,非息爭不足以圖存”,聲稱自己中立并調停勸和。為表示中立,擁有東北兵工廠的張學良向交戰雙方都出售武器。但實際上張學良較為傾向蔣介石,張與蔣的代表張群、吳鐵城、方本仁等很親近,對閻、馮等人的代表則較為冷淡。不過由于奉系內部對是否介入中原大戰以及幫助哪方有諸多分歧,張學良并未下定決心入關助蔣。

隨著中原戰火日益擴大,交戰雙方都極力拉攏張學良。1930年7月2日張學良以養病為由,避居葫蘆島一個多月。7月下旬,馮玉祥決定在隴海線發動總的攻勢,以配合晉軍奪取戰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閻軍配合不好,馮軍給養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軍又中途受阻,回師湘桂邊界。蔣介石趁機調動援軍增強隴海線防務,反蔣力量處于劣勢。當時張學良分析,如果蔣介石部隊奪回濟南,那么蔣在中原大戰中將獲勝的局勢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張學良感到攤牌的時機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張學良密電張群:“弟擬暫不返省,刻已派車迎岳軍(張群字岳軍)兄來島暢談,耀(方本仁號耀庭)、鐵(指吳鐵城)兩兄如能同來,尤所祈盼”。吳鐵城、張群來島后,張學良向他們表示:“蔣軍如果奪回濟南,就可以考慮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體出兵時間。8月初,張學良從葫蘆島到北戴河,進一步觀察時局變化,把握著出兵時機。8月中旬,蔣軍攻取濟南,反蔣聯軍出現無法挽回的敗局。

張學良感到出兵時機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電張作相、萬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現有事待商,希即來沈為盼。”1930年8月30日,張學良返回沈陽。1930年9月10日,張學良在北陵主持召開東北最高會議。在會上張學良詳細闡述了他決定出兵華北武裝調停內戰的原因。他指出:第一,東北地處邊陲,日本窺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須國內統一,南京政府是全國統一的政府,支持了這個政府方能保證國內的統一;第二,擴大會議內部派系多,分歧大,閻馮反復無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蔣介石亦系一陰謀野心家,對東北無特殊關系,如想搞垮東北會不擇手段,為防止蔣介石繼續分化東北軍,只有從速實現全國統一,早停內戰;第四,蔣軍已攻下濟南,“應實踐對蔣的諾言”。張學良的精辟分析是經過數月冷靜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據,使一向反對出兵的張作相也無話可說,與會者一致同意張學良的主張。應該說,張學良做出擁蔣入關的決定,既是維護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團的利益,又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心的考慮。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發出擁護中央、呼吁和平的“巧電”,不失時機地出兵華北,10多天時間,東北軍即完成了對平津地區的占領。10月15日,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聯電張學良,表示接受和平解決。隨后,閻、馮聯袂下野,晉軍、西北軍分別為張、蔣收編。

中原大戰后,張學良成了贏家。張在中原大戰勝負已分時入關,未受到任何損失,他卻不僅在戰爭中靠賣軍火和索要軍費發了一筆財(張部一入關蔣即發開拔費500萬元),還于戰后獲得了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青島三市的地盤,整編后的晉軍和西北軍一部也歸張指揮。政治上張學良還

獲得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職位,成為蔣介石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進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戰后的張學良,實力和聲望達到了其人生的頂點。

但是,因為處理中原大戰的善后事宜,張學良對東北事務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戰后入關的大批東北軍沒有回防,1931年張學良為了討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調部分東北軍精銳入關,導致了東三省兵力的進一步空虛。這些都給圖謀東北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可乘之機。正好是張學良入關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壯軍人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下,在南滿擁有鐵路特權的日本和長期處于內戰狀態的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為周旋”。9月6日張學良又致電臧式毅、榮臻:“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確實注意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駐守北大營的一萬多名東北軍將士因遵循張的嚴令沒有抵抗。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9月22、23日,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分別發表講話和告國民書,要求“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事實上默認了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張要求其率領的東北軍力避沖突,并退守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導下,張學良和蔣介石都寄希望于國聯。但到1931年10月24日,國聯作出決議,要求日方撤軍,而日本不但不加理會,反而于11月進攻嫩江黑龍江守軍。日本野心已暴露無遺,張學良自謂:“國聯自身本無實力,僅能調解糾紛,不能強判執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謀解決辦法。” 但在嫩江橋戰役中,當日軍和偽軍張海鵬部向嫩江橋進攻時,張學良令守軍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亂地方,仍舊依賴國聯 。

江橋抗戰,馬占山可謂孤軍奮戰,未獲駐防錦州一帶東北軍的實力援助。張學良駐錦州隊伍“毫無戰斗準備” 。江橋戰斗結束后,張學良受到社會輿論猛烈抨擊。上海救國聯合會說“黑省馬軍,孤軍抗日,效忠疆場,張學良未能撥援” 。市民聯合會致電國民政府,指責“張學良坐視日寇侵略東北,辱國喪地,放棄職守” 。全國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亦電請政府“嚴懲張學良,克日出兵” 。

南京政府在認識到日軍必將占領東三省的野心和國聯的軟弱后,逐漸改變政策。1931年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

而11月錦州事變中,張學良仍未下抗日決心,而是鐘情于“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亦頗贊成”,并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顧維鈞于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后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蔣介石亦于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12月21日,張學良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范,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 。當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后,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日軍占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后,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占領。

1932年日本策劃的偽滿洲國成立,從此東北數千萬民眾開始遭受日本長達14年之久的殘酷統治和掠奪。抗戰勝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國人視為國恥日。 

過去長期認為九一八事變為蔣介石一貫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

些年的研究表明,實際上“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在面對日本威脅問題上的共識。張學良之“不抵抗”,是由于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日本最希望能夠挑起戰端,所以不斷升級挑釁行為。而張一旦與日本開戰,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結果只會是丟掉東北的領土和損耗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他嚴格命令軍民百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給日本人挑起戰端的借口。而蔣介石之“不抵抗”,則是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路線。

在九一八事發當時,乃是張學良下令撤退,而蔣介石日記表明其遲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張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憶錄中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

西安事變

張學良在東北1934年2月張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營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總副司令并代行總司令職權。此時,日本侵華日亟,國民政府一再妥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全國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張學良與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17路軍

總指揮楊虎城共同向蔣面諫,卻遭到蔣拒諫。蔣介石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進攻陜北紅軍,否則將其所部分別調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組織大規模的群眾游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特務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學生,群眾非常激憤,決定到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愿示威。蔣介石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運動,必要時可以向學生開槍。張學良接到命令后,趕上游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東北大學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一周內以實際行動答復學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兵諫蔣介石,共同逼蔣聯共抗日,造成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關于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的要求。

西安事變發生后,東北軍、西北軍內部出現主張殺蔣和放蔣的爭執,但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都主張釋放蔣介石。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西安事變發生后,楊虎城曾找張學良商議釋放蔣介石的四項條件:一是蔣介石之“安內攘外政策”必須改變,至少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聲明(當時考慮由南京政府正式發表聲明是辦不到的);二是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抗日聯合政府,應有行動表現;三是東北軍、17路軍的駐地和政治地位不變;四是紅軍問題,由以后組成的抗日聯合政府解決。 

囚禁生活

張學良與楊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貴州省修文縣陽明洞。1941年5月張學良轉囚貴陽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區距離很近,不久很多貴州人都知道張學良關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張移往貴州省開陽縣劉育鄉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貴州息烽縣陽郎壩,冬天再到桐梓縣天門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蔣介石在貴陽市黔靈公園會見張學良。不久之后,張學良被押往重慶歌樂山戴公館。1946年10月被送到臺灣。1947年移住井上溫泉(新竹縣)。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灣。1961年秋移居臺北市北投居所。張學良在臺灣三地都過著軟禁生活。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婦“趙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這是他早年讀教會學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規則,蔣中正令張與于鳳至離婚,和趙四小姐結婚。 

恢復自由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執政后,1990年起,張學良

全面恢復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國探訪。1993年4月,受聘為東北大學名譽校長。5月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名譽理事長。1995年離臺,僑居美國夏威夷,在那里長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時50分(北京時間10月15日8時50分),在美國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病逝,享年101歲。 

歷史評價

由于“西安事變”,國共兩黨對張學良的歷史評價不盡相同。

張學良晚年自評:我們張家父子,若不是為了愛國,會有這種下場嗎?

唐德剛: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是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 

邵銘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張學良與楊虎城當年身為國民黨將領,不僅沒有積極剿共,還以非常手段挾持統帥,這種行為幾乎等于是“軍事政變”,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應該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沒有所謂“平反”的問題。

劉大年:評價張漢卿先生有三個基本原則:第一,我們是把中華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還是把國民黨、共產黨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動蔣中正參加抗日戰爭,是抬高了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貶低了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諫”,是只有張、楊能夠起這種作用,或者還有別人能起這種作用?“西安兵諫”是個人或少數人的行為,還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據以上三條原則去衡量,我們講歷史的人,只要不是負鼓盲翁,就很容易對張學良的是非功過做出判斷。學術討論可以各說各的,但像張漢卿這樣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評。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要從民族大義去考慮問題,一切以民族大義為重。 

曹長青:張學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揮熱河保衛戰時,“只到前線去過一次,還是為了陪宋子文;汽車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來,讓他注射毒品”。張學良是假將軍、假英雄、假基督徒。(1933年,張學良成功戒除毒癮 。)

毛澤東: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來:不論張學良將軍死活,我們中國共產黨評張學良將軍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江澤民:張學良先生是偉大的愛國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以愛國的赤誠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義,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聯共抗日,為結束10年內戰、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全民族抗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堪稱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 

李敖:張學良是民族英雄。張學良最偉大的是他本可以做東北王,但是張學良熱愛祖國,東北有獨立的本錢卻沒有獨立,比臺灣大36倍的地方不肯獨立。他的爸爸為此而死。他自己為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尊嚴,被蔣中正從36歲關到83歲。

家族成員

關系姓名
高祖父張永貴
曾祖父張發

祖父

張有財

祖母

王氏

外祖父

趙占元

父親

張作霖

母親

趙春桂

姐姐

張首芳

妻子

于鳳至、谷瑞玉、趙一荻 

長子

張閭珣(于氏生)

次子

張閭玗(于氏生)

三子

張閭琪(于氏生)

長女

張閭瑛(于氏生,嫁于陶鵬飛)

四子

張閭琳(趙氏生,娶陳淑貞)

長孫

張居信

次孫

張居仰

后世紀念

張學良故居坐落在天津法租界32號路(今和平區赤峰道78號),是一所西洋集仿式樓房。張氏在二、三十年代來津常住此處。

張氏故居有前后兩幢磚木結構樓房,前樓建于1921年,為三層帶地下室;后樓為二層,建于1926年。兩幢共有樓房42間,建筑面積1270.4平方米。建筑總面積1401.65平方米,總占地面積1.495市畝。

該所建筑造型豪華、美觀、大方。前樓正面二、三層設有屋頂平臺;室內寬大考究,內部樓梯、地板、門窗等均采用菲律賓木料;衛生設備具全,院內廣植草坪。

該樓以張壽懿(張作霖五夫人)名義購自法國領事館。1949年后張壽懿去香港,由其子張學銓管理出租。1956年進行私房改造后由國家經營,1960年改按公產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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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10月22日,

梅蘭芳活動照(1931--1960)梅蘭芳出生在北京前門外李鐵拐斜街一座京劇世家的舊居。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梅蘭芳在北京百順胡同附近一家私塾讀書。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拜吳菱仙為師學青衣,學的第一出戲是《戰蒲關》,后又學習了《二進宮》《三娘教子》等共約三十余出戲。也常跟著秦稚芬和胡二庚學花旦戲。

光緒三十年(1904年)8月17日,北京“廣和樓”戲館第一次登臺,工花旦,在《長生殿·鵲橋密誓》里演織女。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梅蘭芳家從百順胡同移居盧草園,正式搭班“喜連成”演出。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8月14日,母親楊長玉病逝后全家移居鞭子巷頭條。

清宣統二年(1910年),梅蘭芳與王明華結婚。開始養鴿子的業余愛好。 

演繹生涯

梅蘭芳合照宣統三年(1911年),北京各界舉行京劇演員評選活動,張貼菊榜,梅蘭芳名列第三名探花。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第一次與譚鑫培同臺演出,演出劇目《桑園寄子》。

民國二年(1913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在四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臺演出了《彩樓配》《玉堂春》《穆柯寨》等戲,初來上海就風靡了整個江南。當時里巷間有句俗話:“討老婆要像梅蘭芳,生兒子要像周信芳”。10月31日,接受上海許少卿邀請首次赴上海演出(是梅蘭芳第一次離開北京),在四馬路大新路口丹桂第一臺演出了《彩樓配》《玉堂春》等戲,11月16日第一次貼演扎靠戲《穆柯寨》也是他第一次唱大軸戲,他吸收了上海文明戲、新式舞臺、燈光、化妝、服裝設計等改良成分,返京后創演時裝新戲《孽海波瀾》。開始研究新腔并學習昆曲。全家移居北京鞭子巷三條。

民國三年(1914年)1月,在慶豐堂與王蕙芳同拜陳德霖為師 。又先后從師喬蕙蘭、李壽山、陳嘉梁學習昆曲。又從路三寶、王瑤卿學戲。7月至10月,在“翊文社”最初嘗試創編了時裝新戲《孽海波瀾》。梅蘭芳對化裝、頭飾方面進行了改革。同年,再次來滬,演出了《五花洞》、《真假潘金蓮》、《貴妃醉酒》等拿手好戲,一連唱了一個多月。

民國四年(1915年)4月10日,在北京吉祥園上演創編時裝新戲《宦海潮》。4月16日,在北京吉祥園上演創編時裝新戲《鄧霞姑》,10月31日,在北京吉祥園首演創編古裝新戲《嫦娥奔月》。第一次在京劇舞臺上使用追光,梅蘭芳則把燈光的作用向前推進了一步,梅蘭芳開始學習繪畫,繪畫老師畫家王蘿白。此后,又結識了畫家陳師曾、金拱北、姚茫父、陳半丁、齊白石等。同時并與收藏家朱翼庵訂交,廣泛觀賞書畫和古器物。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4日,在北京吉祥園上演創編的新戲《黛玉葬花》,4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吉祥上演創編時裝新戲《一縷麻》。同年,第三次來滬,連唱45天。

民國六年(1917年),梅蘭芳創編了神話歌舞劇《天女散花》。

民國七年(1918年),梅蘭芳移居上海,演出《游園驚夢》。梅派《游園驚夢》堪稱中國戲曲藝苑中的奇葩。同年創編演出了《麻姑獻壽》、《紅線盜盒》。

民國八年(1919年),余叔巖在正乙祠為母親祝壽辦堂會,梅蘭芳反串呂布在此登臺獻藝。 4月至5月,應日本帝國劇場邀請,攜同“喜群社”訪問日本進行演出。先后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地演出,12月應近代實業家張謇邀請,第一次到江蘇南通演出。

民國九年(1920年),第一次拍攝無聲電影《春香鬧學》。

民國十年(1921年),年初,與楊小樓合作組織“崇林社”劇團。年末,與福芝芳結婚。

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15

日,在北京第一舞臺首演創編新戲《霸王別姬》, 10月15日至11月22日應香港太平戲院邀請,率"承華社"劇團140余人赴港演出。

民國十二年(1923年),首創在京劇伴奏樂器中增加上二胡,使京劇音樂更加豐富,11月在北京開明戲院上演創編新戲《洛神》,11月在北京真光劇場上演創編新戲《廉錦楓》。

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在北京寓所接待印度著名學者、詩人、作家泰戈爾。演出結束后,泰戈爾用孟加拉文題詩一首,又親自譯成英文送給梅蘭芳。后來經北京大學精通孟加拉文的吳曉鈴、石真教授將原詩譯成了漢文白話詩。10月9日至11月22日,梅蘭芳應日本帝國劇場社長邀請,第二次訪問日本。先后在東京、大阪、京都等地演出。

民國十四年(1925年),創編新戲頭本、二本《太真外傳》。

民國十五年(1926年),創編新戲三本、四本《太真外傳》,在北京東城無量大人胡同梅宅接待來訪問的瑞典王儲夫婦。

民國十六年(1927年),被評為京劇“四大名旦”之首,創編新戲《俊襲人》,經當時的銀行家馮耿光證婚,梅蘭芳迎娶了孟小冬。

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6日,在北京中和戲院首演創編新戲《鳳還巢》,夏季,在北京編演了新戲全本《宇宙鋒》,第二次赴香港演出。

民國十九年(1930年)1月18日至7月,率“承華社”劇團部分演員經日本橫濱、加拿大維多利亞赴美國演出。先后在西雅圖、芝加哥、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圣地亞哥、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美國波摩拿學院、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分別授予梅蘭芳文學榮譽博士學位。

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與余叔巖、齊如山、張伯駒等人創辦“國劇學會”,第三次率團赴香港演出,同年與孟小冬解除婚姻關系。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梅蘭芳從北京遷居上海。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在上海天蟾舞臺上演了創編新戲《抗金兵》。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2月21日至4月21日,率劇團赴蘇聯演出訪問。在蘇聯先后與戲劇大師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萊希特會面,四月至八月赴波蘭、德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等國進行戲劇考察。后經埃及、印度回國。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臺上演了創編新戲《生死恨》。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年初,攜家眷和劇團演職員再次赴香港演出。全家留居香港。

民國三十年(1941年),蓄須明志,息影舞臺。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從此,杜門謝客。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10月,重新登臺,在上海美琪大戲院與俞振飛合作演出了昆曲《斷橋》《游園驚夢》等劇目。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6月至11月,在上海聯華三廠拍攝彩色片《生死恨》。

文藝工作

1949年,榮獲美國波摩那學院和南加州大學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7月,出席中華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9月30日,當選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活動。

1951年4月,任命梅蘭芳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7月,全家從上海遷回北京,定居護國寺街1號。(現梅蘭芳紀念館) 

1952年12月,出席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與蘇聯著名舞蹈大師烏蘭諾娃在北京會面。

1953年10月,梅蘭芳當選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

1954年9月,梅蘭芳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

1955年1月,任命梅蘭芳為中國京劇院院長,4月,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聯合為梅蘭芳周信芳舉辦了舞臺生活50年紀念活動,2月—8月拍攝《梅蘭芳舞臺藝術》戲曲片,12月制作完成。

1956年5月26日至7月16日,應日本朝日新聞社等團體邀請,在周恩來總理直接關心和幫助下,組建了陣容最強大的訪日京劇代表團,梅蘭芳任團長。這也是梅蘭芳第三次訪問日本。先后在東京、九州、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演出。

1957年4月15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任命梅蘭芳為梅劇團團長。6月7日,國際舞蹈協會主席海爾格來到北京授予梅蘭芳榮譽獎章。7月9日,梅蘭芳擔任中國戲曲學院院長。 

晚年生活

1959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劇場上演創編新戲《穆桂英掛帥》,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0年1月21日,《游園驚夢》彩色電影片拍攝完成,4月15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任命梅蘭芳為梅劇團團長。 

1961年5月31日,在中國科學院為科學家們演出《穆桂英掛帥》,這是梅蘭芳在舞臺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演出,7月9日,任命梅蘭芳為中國戲曲學院院長,8月8日凌晨5時,梅蘭芳在北京病逝。享年67歲。 

主要成就

京劇

梅派藝術

梅蘭芳創造的京劇梅派藝術,不僅是中國京劇與整個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峰,而且是世界三大表演體系之一,梅派藝術的形成與發展,自是得益于時代的機遇,當時北京精英薈萃,戲樓茶館云集,在梅蘭芳綴玉軒聚集的 “梅黨”也各顯其長,盛舉共襄,進而成就了當時如日中天的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和他的梅派藝術。

“梅派”創造出獨特的表演形式和唱腔,梅蘭芳是京劇旦行創宗立派第一人,革新精神,是梅派藝術的首要特征。“梅派”主要是綜合了青衣、花旦和刀馬旦的表演方式,在唱、念、做、舞、音樂、服裝、扮相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地創造和發展,使京劇旦行的唱腔、表演藝術臻于完美的境界,成為旦行中影響深遠的流派。常演梅派代表劇《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穆桂英掛帥》、《太真外傳》、《洛神》、《西施》等。 

在唱腔上,梅蘭芳從思想感情出發處理唱腔,一是使老唱腔有了新意,由于他的嗓音高亢清亮、圓潤甜脆,音域寬廣、音色純凈,加上按音律來處理唱腔,使人聽了覺得無腔不新穎,又無腔不熟悉,既悅耳動聽,又十分和諧。他對傳統戲的唱詞不合理的地方進行修改,但改詞不改腔,因為唱腔是觀眾熟悉的,腔雖沒改,但卻是從劇中人物感情出發把詞有所改變。二是梅蘭芳創造的新戲,安排的新腔,同樣能為觀眾接受,也是因為所創唱腔符合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以情帶聲,而不是用新腔去嘩眾取寵。

梅蘭芳在京劇表演中選擇了新舊相融合,在傳承中去其不美與低俗,留其精華與清雅來積極學習與吸納。梅蘭芳所創造的“梅派”道路,也和其他流派創造者一樣,先是走承師之道,而后在承師的基礎上,走自己的創新道路。梅派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抓住某一個特點很難抓,講究的是范本之美,無論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發聲運氣都強調非常規范。 

梅蘭芳在藝術上的深化和進步,除了名師的指點,更得力于看戲。注意吸收前輩藝術家們的寶貴經驗。梅蘭芳認為一面觀摩一面學習的方法,是每一個藝人求得深造的基本條件。他運用藝術手段自然、和諧、圓活、灑脫、出神、人化,富有節奏感和塑形美。他的表演藝術特點是質樸中見華貴,端莊中含俏麗,淑靜中蘊情致,嫵媚中顯大方。 

梅蘭芳在表演《紅線盜盒》中的“劍舞”、《西施》中的“羽舞”、《麻姑獻壽》中的“袖舞”、《木蘭從軍》中的“戟舞”、《思凡》中的“拂舞”、《抗金兵》中的“戎裝舞”這些多為反皇權、反暴政、反侵凌的內容劇目時,表現出中國古代受壓迫婦女的苦難、掙扎與反抗,展示出梅蘭芳所塑造中國古代各類女性形象的藝術才能。《汾河灣》中,他塑造一位苦守寒窯、痛失愛子的賢妻良母,《刺虎》中,他塑造一位舍生忘死、代主出嫁的復仇宮女,《打漁殺家》中,他塑造一位不堪苛政、走向反抗的漁家女兒,《宇宙鋒》中,他塑造一位佯裝瘋癲、違抗圣命的名門閨秀;《虹霓關》中,他塑造一位武藝高強、被愛所傷的癡情女子;《貴妃醉酒》中,他塑造一位天生麗質、一度失寵的宮怨妃子。在京劇和昆曲中的一些經典的武打、舞蹈片段,都體現梅蘭芳在舞臺上多方面的技藝和擅長。梅蘭芳飾演的晚年穆桂英,氣度凝重,感情沉沉,唱、做藝術登峰造極,令人嘆為觀止。他晚年的藝術風格不似中期那樣色彩濃艷,而趨于清淡含蓄,更富有內在的魅力。這標志著他的舞臺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梅蘭芳的一生,體現了不斷革新、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他將諸多藝術領域的創作思想融于了京劇藝術舞臺表演之中,在音樂、唱腔、臺詞、舞蹈、舞美、服飾、化妝乃至理論教學方面都留下了寶貴的藝術資料和實踐積累,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世稱梅派。 

中國四大名“旦”之首

京劇行當中梅蘭芳最擅演的是“旦”。京劇中把女性統稱為“旦”,其中按照人物的年齡、性格又可細分為許多行當,飾演大家閨秀和有身份的婦女稱為“正旦”,正旦在京劇中俗稱“青衣”,這就是因為正旦所扮演的角色常穿青色的長衫而得名。京劇《竇娥冤》中的女主角竇娥就是典型的青衣角色。青衣的表演莊重嫻靜,秀雅柔婉,以唱功為主,一般說來,青衣的唱腔旋律優美,細膩婉轉。

梅蘭芳通過不斷的努力,終于集京劇旦角藝術之大成,融青衣、花旦、刀馬旦行當為一爐,創造出獨特的表演形式和唱腔,世稱“梅派”,影響很大,與程硯秋、尚小云、荀慧生合稱“四大名旦”,推為首席。旦行立派是從“梅派”開始的,而京劇行當中梅蘭芳最擅演的是“旦”,故梅蘭芳成為中國旦角創藝立派的第一人。 

書畫與戲劇結合

中國戲劇在服裝、道具、化裝、表演上綜合起來可以說是活動的水墨畫,應該從繪畫中吸取對戲劇有幫助的養料。于是他研習作畫并向一些繪畫名家求教,其中包括齊白石,而齊白石又非常喜愛梅蘭芳的戲劇。齊白石對梅蘭芳而言是亦師亦友。

梅蘭芳先生的一生是精彩的,將藝術和生活,和興趣走到了一起,讓中國傳統書畫走進戲劇,擴展了藝術領域,同時將原有的藝術壁壘打破,開創出新的 出路,并將這種新式事物傳到了國外。 

戲曲理論

梅蘭芳一生主要從事京、昆表演,創作了一批時裝戲和古裝戲,加工整理了一批傳統戲,如《牢獄鴛鴦》、《宦海潮》、《鄧霞姑》、《一縷麻》、《嫦娥奔月》等。他對中國戲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之于戲曲理論的貢獻僅是其中一面。

梅蘭芳提出了“中國戲劇之三要點”:

第一點,西方戲劇與中國戲劇的隔閡是可以打破的。

第二點,中國戲劇的一切動作和音樂等,完全是姿勢化。所謂姿勢化,就是一切的動作和音樂等都有固定的方式。例如動作有動作的方式,音樂有音樂的方式,這種種方式,可作為藝術上的字母,將各種不同的字母拼湊一起,就可成為一出戲。但是中國戲的演員們,都不被這種字母所束縛,他依舊可以發揮他在藝術上的天才與創造。

第三點,中國(戲)未來之趨勢必須現代化,并不一定是戲劇、本體的現代化,是要使劇中的心情和倫理成為現代化,如背景與燈光也可使其成為姿勢化,使其有固定的方式來表現劇中各個情緒,這是中國戲劇今后可試驗的途徑。

這三點很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可以為中國的京劇傳承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梅蘭芳先生的理性闡述,根植于中華民族文藝理論的沃土之中,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這是一份難得的戲曲理論遺產,不僅對梅蘭芳京劇表演理論體系的總結至關重要,而且豐富了中國戲曲表演理論體系,值得深入總結研究。 

書畫

梅蘭芳的畫清麗秀雅、神形兼備,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在抗戰時期蓄須銘志,曾以賣畫為生計。 梅蘭芳先生的書法雖沒有他的畫出名,但是其書法功底深厚、清靜雋秀。以行楷書為主,小楷尤精。小楷風格來源于《樂毅論》《黃庭經》《十三行》等二王小楷,并伴有唐人寫經筆意。 

藝術影響

梅蘭芳京劇改革及其對戲劇文化的影響

京劇改良運動從1900年到1918年間前后歷時十多年,吸引了為數眾多的文人志士、演藝界人士參加,京劇改良理論重視戲劇的內容,要求戲劇必須反映現實生活,反對脫離現實,只演舊事,不知當今的舊戲劇觀,指明戲曲的美丑高下不僅在于表演形式,更在于表演內容,批判極端形式主義傾向。其次,特別強調戲劇的教育感化作用,突出和提高京劇和演員的社會地位。

梅蘭芳1913年首次赴上海演出,善于琢磨創新的他受到上海京劇改良運動的感染,同時,也在上海的實際演出中體會到上海京劇改良運動的某些不足,回到北京后立即著手京劇改革。經歷各方面改革嘗試,終于成為京劇改革的第一人。1914年7月,梅蘭芳首次嘗試編演時裝新戲《孽海波瀾》,在北京地區產生很大影響。繼《孽海波瀾》以后,他又陸續編演了《宦海潮》《一縷麻》《鄧霞姑》等時裝新戲。

梅蘭芳對京劇的改革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說是全方位的,而且絕大部分是成功的,對京劇后來的發展起到了先導、示范、啟發等巨大作用,在京劇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部篇章。

梅蘭芳對京劇改革內容

一、表演內容的改革
二、表演形式改革1、包括身段、表情和舞蹈的豐富,加強了京劇的可看性。2、豐富了京劇的唱腔,奠定伴奏改革的基礎。3、舞臺美術中的化妝、服裝、布景、燈光等的創新改革。
三、其他方面改革創新梅蘭芳京劇改革的成果在二十一世紀仍發揮影響,特別是他勇于改革創新的精神,善于尋找貼切的新手段來適應新時代要求的藝術思想,距離梅蘭芳先生京劇改革創新的高潮期已經走過一個世紀,京劇和中國戲曲的發展也經歷了黃金時期而步入一個新的階段。新的藝術形式的出現,新傳媒手段的出現對人們的生活習慣、藝術欣賞手段習慣產生很大影響,對京劇乃至整個戲曲的演出都形成很大的沖擊,給戲曲文化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 

京劇與國際文化交流

梅蘭芳在促進中國與國際間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中國向海外傳播京劇藝術的先驅。 他曾于1919年、1924年和1956年三次訪問日本,1930年訪問美國,1935年和1952年兩次訪問蘇聯進行演出,獲得盛譽,并結識了眾多國際著名的藝術家、戲劇家、歌唱家、舞蹈家、作家和畫家,同他們建立了誠摯的友誼。 他的這些活動不僅增進了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也使中國京劇藝術躋入了世界戲劇之林。梅蘭芳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并稱為世界三大表演體系。

梅蘭芳在促進中國與國際間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是中國向海外傳播京劇藝術的先驅。 梅蘭芳先生是中國表演藝術的象征,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梅蘭芳完美表演記錄了中國京劇一個值得驕傲的時代,他的卓越成就讓世界認識了中國京劇,并為京劇的獨特之美而嘖嘖稱奇。

個人作品

傳統戲

梅蘭芳先生演出的傳統戲中,大部分是正工青衣戲,均是他早年演出的,有些在戲中擔任配角,個別劇目在中期仍有演出,有的還在國外演出過。這部分劇目有: 

傳統戲

《戰蒲關》(又名《忠義節》)中的徐艷貞《九更天》(又名《馬義救主》)中的馬義之女《二度梅》(又名《落花園》)中的陳杏元
《岳家莊》中的岳云之姐《搜孤救孤》中的程嬰之妻《春秋配》中的姜秋蓮
《空谷番》中的姚夢蘭《摘纓會》中的許姬《汾河灣》中的柳迎春
《別宮》中的孫尚香《祭江》中的孫尚香《南天門》(又名《走雪山》)中的玉姐
《紅鬃烈馬》(又名《素富貴》)《彩樓配》中王寶釧《長坂坡》中的糜夫人
《趕三關》中的代戰公主《大登殿》中的王寶釧《二本虹霓關》中的丫環
《四郎探母》中的鐵鏡公主《女起解》中的蘇三《頭本虹霓關》中的東方氏
《兒女英雄傳》中的張金鳳《六五花洞》中的潘金蓮《八蠟廟》中的張桂蘭
《打漁殺家》(又名《慶頂珠》)中的肖桂英《游龍戲鳳》(又名《梅龍鎮》)中的李鳳姐《雁門關》(又名《南北臺》)中的青蓮公主
《穆柯寨》中的穆桂英《天河配》中的織女《四五花洞》中的潘金蓮
《雙金蓮》中的潘金蓮《五花洞》中的潘金蓮《桑園會》中的羅敷女
《破洪州》中的穆桂英《樊江關》中的薛金蓮《槍挑穆天王》中的穆桂英
《金針刺紅蟒》(《混元盒》中一折)中的紅蟒《琵琶緣》(《混元盒》中一折)中的蝎子精《審頭刺湯》(又名《一捧雪》)中的雪艷
《法門寺》中的宋巧姣《全部王寶釧》)中的王寶釧《回荊州》中的孫尚香
《浣紗記》中的浣紗女《桑園寄子》中的金氏《美人計》中的孫尚香
《朱痕記》中的趙錦榮《朱廉寨》中的馬昭儀《甘露寺》中的孫尚香
《延安關》中的雙陽公主《緹榮救父》中的緹榮《六月雪》中的竇娥
《摘纓會》中的許姬《煤山恨》中的周后《珠砂痣》中的江氏
《孝感天》(又名《掘地見母》)中的共叔段《寶蓮燈》(又名《二堂舍子》)中的王桂英《龍鳳呈祥》(又名《全部美人計》)中的孫尚香
《孝義節》中的孫尚香《截江奪斗》中的孫尚香《梅玉配》中的蘇玉蓮
《打金枝》中的升平公主《三擊掌》中的王寶釧《御碑亭》中的孟月華
《探寒窯》(又名《母女會》)中的王寶釧《武家坡》中的王寶釧《三娘教子》(又名《雙官誥》、《王春娥》)中的王春娥
《祭塔》中的白素貞《二進宮》中的李艷妃《玉堂春》中的蘇三 

反串曲目

梅蘭芳在中期演出中,曾在一些義務戲和堂會戲中,反串過各種角色,整理見到的有:

反串曲目

《轅門射戟》中的呂布(小生)《八蠟廟》中的黃天霸(武生)《鎮潭州》中的楊再興(武生)
《三江口》中的周瑜(小生)《艷陽樓》中的呼延豹(武生) 

時裝新戲

梅蘭芳在1913年第一次赴上海演出歸來后,在幾年內編排了五出時裝新戲,這種創新精神,當時受到觀眾極大歡迎。這幾出戲是:

時裝新戲

《孽海波瀾》中的孟素卿《宦海潮》中的余霍氏《鄧霞姑》中的鄧霞姑
《一縷麻》中的林紉芬《童女斬蛇》中的李寄娥 

古裝新戲

梅蘭芳從1915年起不足十年間,編演了大量新戲,特別是古裝劇中,創造了很多新的藝術表現手法,載歌載舞。這些劇目至今仍受到國內外廣大觀眾的歡迎。它們是:

編演新戲

《嫦娥奔月》中的嫦娥(花鐮舞)《天女散花》中的天女(長綢舞)《麻姑獻壽》中的麻姑(盤舞)
《上元夫人》中的上元夫人(云帚舞)《洛神》中的宓妃(獨舞、群舞)《紅線盜盒》中的紅線女(拂塵舞)
《木蘭從軍》中的花木蘭(單劍舞)《霸王別姬》中的虞姬(雙劍舞)《廉錦楓》中的廉錦楓
《前部西施》中的西施(羽舞)《后部西施》中的西施(后改一晚演出)《頭本太真外傳》中的楊玉環(從“拈香奇遇”至“太真出浴”)
《二本太真外傳》中的楊玉環(從“太白醉寫”至“夢游月宮”)《三本太真外傳》中的楊玉環(從“祿山求職”至“翠盤艷舞”)《四本太真外傳》中的楊玉環(從“御前面秦”至“玉真夢會”)

編演劇目

梅蘭芳在20世紀20年代前,根據名著《紅樓夢》編演了三出劇目,這在當時北方是第一次出現紅樓戲,給京劇舞臺又增添了異彩。

編演劇目

《黛玉葬花》中的林黛玉《千金一笑》(又名《晴雯撕扇》中的晴雯)《俊襲人》中的襲人

昆曲劇目

梅蘭芳由于愛好和有志于提倡昆曲,向多位名家學習并積極倡導演出,引起觀眾對昆曲這一古老劇種的重視,使昆曲這支蘭花重放異彩。他演出的昆曲劇目中,有的已成為梅派代表劇目,受到國內外觀好評。他演出的昆曲劇目有: 

昆曲劇目

《白蛇傳》(金山寺中的白蛇)(斷橋中的白蛇)《牡丹亭》(春香鬧學中的春香)(游園驚夢中的杜麗娘)《金雀記》(覓花·庵會中的井文鸞)(喬醋·醉圓中的巫彩鳳)
《孽海記》(思凡中的趙色空)《西廂記》(佳期·拷紅中的紅娘)《玉簪記》(琴桃·偷詩·問病中的陳妙常)
《風箏誤》(驚丑·前親·逼婚·后婚中的俊小姐)《奇雙會》(又名《販馬記》)(哭監·寫狀中的李桂枝)(三拉·團圓中的李桂枝)《翡翠園》(盜令·殺舟--游街中的趙翠兒)
《鐵冠圖》(刺虎中的費貞娥)《昭君出塞》(出塞中的王昭君)《長生殿》(鵲橋·密誓中的楊玉環)
《南柯記》(瑤臺中的金枝公主)《漁家樂》(打舟·藏舟中的鄔飛霞)《獅吼記》(梳妝·跪池·三怕中的柳氏)

其他劇目

梅蘭芳對一些老劇目或其他劇種的劇目,進行重新創作,在每出戲中都注入許多新的藝術因素,付出了大量創造性勞動,其中有的戲已成為梅派藝術的精品。劇目有:

更新劇目
  
  
《牢獄鴛鴦》中的酈珊珂《春燈謎》中的韋影娘《宇宙鋒》中的趙艷容
《貴妃醉酒》中的楊玉環《鳳還巢》中的程雪娥《抗金兵》中的梁紅玉
《生死恨》中的韓玉娘  
  

軼事典故

藝名由來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秋天,喜連成班主葉春善帶領他的科班在吉林演出。一天早晨,葉春善偕籌資組建喜連成的開明紳士牛子厚到吉林北山散步閑談間,發現一人在小樹林里練劍,那劍被他舞得寒光閃閃,風聲嗖嗖,牛子厚簡直看呆了。他生平酷愛京劇,也觀賞過不少武術高手的表演,但像今天見到這樣的絕倫劍技,還是不多,他情不自禁地連連拍手叫好。那舞劍人聽到有人喝彩,連忙把劍收住并恭敬地向牛子厚躬身施禮:牛老板,喜群獻丑了。

牛子厚見面前這個年輕人儀表堂堂,舉止端莊,真是一個挑大梁的料子,便問道:“你可曾有藝名?”葉春善接答道:“我給他起了個藝名叫喜群。”牛子厚沉吟良久說:“這孩子相貌舉止不俗,久后必成大器,給他更名‘梅蘭芳’如何?”葉春善師徒二人欣然同意。從此,就用了“梅蘭芳”這一享譽國內外的藝名。 

感恩胡適

民國十七年(1928年),梅蘭芳去美國訪問演出前得知胡適曾在美國留學七年,對那里非常熟悉,便幾次前去拜訪,向胡適了解情況。胡適也熱情地接待了梅蘭芳,把美國各種狀況等都對梅蘭芳做了詳盡的介紹,胡適也都積極地為梅蘭芳出謀劃策。 當梅蘭芳結束美國訪問演出,回來后見到胡適,他首先畢恭畢敬地深鞠了一躬,說:“適之先生,這次多虧蒙您指教,我的美國之行才會如此順利,真是太感謝您了!”接著,他又詳細向胡適介紹了自己在美國訪問演出的種種情況,言談之間,洋溢著真摯的感激之情。

之后胡適偶爾出差到上海,梅蘭芳總要熱情宴請一番。一次,胡適要去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年會,定在那天深夜2點在上海登船。梅蘭芳得知這個消息時已是傍晚,距離開船時間僅有幾個小時了,自己卻還在外地演出。顧不得多想,他當即推掉一切事務,連夜趕回上海。當他站在送行的岸邊,向胡適依依不舍地揮動著手臂時,因為一路上趕得急,口中還忍不住氣喘吁吁呢。

俗話說,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感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梅蘭芳的感恩之心著實令人欽佩。

啟示之愛國主義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以溥儀為傀儡建立滿洲政府,請梅蘭芳登臺慶祝,梅蘭芳拒絕。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戰事爆發。日寇占領上海不久,得知蜚聲世界的京劇第一名旦梅蘭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請梅蘭芳到電臺講話,讓其表示愿為日本的“皇道樂士”服務。梅蘭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陰謀伎倆之后,便決定盡快離滬赴港,擺脫日寇糾纏。于是他一邊給日本人帶口信說,要外出演戲,一邊攜家率團星夜乘船赴港。梅蘭芳來到香港后,深居簡出。

1941年12月下旬,日軍侵占香港,梅蘭芳苦不堪言,擔心日本人會來找他演戲,怎么辦?他與妻子商量后,決心采取一項大膽舉措:留蓄胡子,罷歌罷舞,不為日本人和漢奸賣國賊演出。他對友人說:“別瞧我這一撮胡子,將來可有用處。日本人要是蠻不講理,硬要我出來唱戲,那么,坐牢、殺頭,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粉飾太平,妄圖把梅蘭芳請出來,率領劇團赴南京、長春、東京等地巡回演出,梅蘭芳以牙痛為由婉言謝絕。期間為擺脫敵偽的騷擾,梅蘭芳留起了胡須,對外稱病不能登臺。而后日本又派漢奸朱復昌請梅蘭芳出面講幾句話,經朋友提議,梅蘭芳讓醫生給自己打了3次傷寒預防針,發起了高燒,一連幾天不退。日本人派軍醫來檢查,高至42度,才不得不放棄。然而此時梅家失去演唱的生活來源,生活窘困,梅蘭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畫作為生,又四處借債,舉步維艱,在這樣的困境下仍然拒絕了日本人給予優越的條件。直至解放后,梅蘭芳為慶祝新中國成立,人民運動勝利才復出。 

人物評價

國內評價

1913年10月28日,《申報》13版《劇談》這樣評論他:梅蘭芳之青衫亦為都中第一流人物,色藝之佳,早已名滿都下二難兼并,必有特異之技藝以動人,觀聽者有梨園癖者自必聯翩往觀,第一臺又將座物隙地矣。 

梅邵武在《梅蘭芳全集·總序》評論:他是個勤勉好學的演員,從青年時代起就認真鉆研古典文 學、國畫、民族音樂、民族舞蹈、民俗學、音韻學和服飾學等多方面的祖國傳統文化,并把這些知識融合到他的藝術中去,從而創造了大量優秀劇目,形成了具有獨 特風格、大家風范的藝術流派--梅派。

老舍:忽然聽到梅蘭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們都黯然久之,熱淚欲墜!我們之中,有的是梅大師的朋友,有的只看過他的表演,傷心卻是一致辭的。誰都知道這是全國戲曲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泰州市委書記藍紹敏:梅蘭芳先生是世人景仰的京劇藝術大師,他創造的獨樹一幟“梅派”藝術,在國內外享有盛譽。他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藝術遺產,他為中國戲劇藝術做出的杰出貢獻,將永載戲劇史冊。梅先生屬于世界、屬于中國,更屬于他的家鄉泰州。 

戲曲理論家齊如山:他之為人不但謙和,且極講信用而仁慈,又自愛而講氣節。 

中國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梅蘭芳是“真正的演員,美的創造者”。 

國外評價

紐約《世界報》指出:“梅蘭芳是所見過的最杰出的演員之一,紐約還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樣的演出。”

美國《時代》說:“梅蘭芳的啞劇表演和服裝展示的演出真是精美優雅,可愛絕倫,美妙得就像中國古老的花瓶或是刺繡的帷幔。這是一次接觸,與一種在數世紀中不可思議地圓熟起來的文化的接觸。” 

美國《太陽報》說:“幾乎是一種超乎自然的發現,通過許多世紀,中國人建立了一種身體表情的技巧。”無論理解與誤解,梅蘭芳讓美國人第一次見識了中國的京劇藝術。

美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斯達克·揚(StarkYoung):“梅蘭芳的戲劇藝術并非完全沒有現實主義的成分,它并不具有立體派繪畫、抽象的阿拉伯裝飾或幾何舞蹈設計所具有的那種涵義。跟它確切相似的是中國繪畫和雕刻。遺留在我們記憶里的是對他們的抽象畫和裝飾性的印象,但是我們往往對那種精確性感到驚訝,自然界,一片葉子,一束花朵,一只鳥,一只手,一件斗篷,都被觀察得極為精確細致,同時我們也對它們那具有特征的細節所呈現的使人眼花繚亂的色彩繽紛標志感到驚奇。這種精確的標志絕妙地鑲嵌在整個藝術之中,這種藝術臻于完美而理想”。他從中國藝術的寫意性美學原則出發,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西方人對中國戲曲的某種誤讀。 

蘇聯劇作家特烈杰亞柯夫:梅蘭芳的到來,改變了長久以來西方對中國藝術所持的“異國情調”的說法,中國戲劇“有這樣的悠久的歷史”,非但沒有走向僵化,在這些五光十色的固定形式之中,卻跳動著生命盎然的脈搏。 

蘇聯戲劇導演梅耶荷德:梅蘭芳的舞臺動作——手的藝術表現力,他說:“我沒有在舞臺上看見過任何一個女演員,能像梅蘭芳那樣傳神地表現出女性的特點。”此外,他還深深折服于梅蘭芳“表演節奏的巨大力量”,相比之下,他感到蘇聯戲劇的“很多缺陷”。他認為梅蘭芳在蘇聯的演出對蘇聯戲劇產生持續的“特殊影響”。 

親屬成員

長輩

祖父:梅巧玲,清末著名旦角演員。

父親:梅明瑞,字竹芬,小生改花旦。

母親:楊氏,為楊隆壽之長女。

伯父:梅雨田:京劇京胡演奏家,梅蘭芳父親去世后由伯父養育成人。 

妻子

嫡妻:王明華

平妻:福芝芳 

子女

大永、五十、大寶、葆琪、葆琛、葆珍、葆玥、葆玖

后世紀念

上海故居

1932年冬,"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梅蘭芳偕全家告別了北平故居"綴玉軒"故居,在上海馬斯南路121號(今思南路87號)定居下來。在思南路居住期間,梅蘭芳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戲。抗日戰爭爆發后,梅蘭芳罷歌罷舞,息影舞臺,并留起了胡子。期間汪偽政府與侵華日軍數次登門要求梅蘭芳重新登臺,均遭拒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梅蘭芳才在思南路的寓所剃去了留了8年的胡子,重返舞臺。

泰州梅蘭芳紀念館

泰州梅蘭芳紀念館,俗稱梅苑,是

京劇大師梅蘭芳故鄉的紀念建筑群。1985年2月,時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題寫了館名。1992年2月,江澤民總書記親臨視察,并用筆寫下“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振興京劇藝術”的題詞。

梅蘭芳史料陳列館由明清兩代古建筑移建而成。其布局錯落有致,融嚴整、樸實、幽靜、雅致于一體。設有“梅蘭芳藝術生平”、“梅蘭芳生活實物展”、“桃李廳”幾部分內容的七個展廳。 

北京梅蘭芳紀念館

梅蘭芳紀念館位于北京

西城區護國寺街9號,是一座典型的兩進院落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是梅蘭芳生前最后10年的居所。此院原為清末慶親王奕王府的一部分,解放后經過修繕,梅蘭芳搬到這里居住。梅蘭芳逝世后,周梅先生的親人將家中珍藏的照片、劇本、紀念品等共3萬余件文物、資料捐給國家。1986年10月27日建成紀念館并正式對外開放紀念館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朱漆大門上懸掛1親筆書寫的匾額“梅蘭芳紀念館”。門內青石磚瓦大影壁前的翠竹中安放梅蘭芳的半身雕像。正院北房正中為客廳,里間為起居室,東西耳房為臥室和書房,書房的書柜里收藏大量珍貴手抄劇本,墻上懸掛張大千、齊白石、陳半丁等著名畫家的作品,各項陳設均按梅蘭芳生前生活原狀布置。東西兩邊廂房原為梅蘭芳子女的居室和餐廳,現在一邊房間辟為專題展覽室,另一邊房間辟為活動室,作為招待貴賓和舉辦小型梅派藝術活動的場所。外院南屋是紀念館主要展室,展出的大量珍貴照片和實物。

在這里,充分介紹了梅蘭芳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在表演藝術上繼承傳統、刻苦創新的精神和他對現代中國戲曲藝術發展所起的承前啟后的作用。

紀念梅蘭芳誕辰120周年海外巡演在紐約首演

2014年8月20日,紀念梅蘭芳誕辰120周年海外巡演當晚在紐約首演。北京京劇院集合數十位梅派傳人,精選多部梅派經典劇目,以商業運作形式,在紐約、華盛頓等地開展海外巡演,讓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走出國門。

首演劇目為梅派經典劇目之《梅華香韻》,由《天女散花》等五段折子戲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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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大美男,關于他們昔日的才情,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但是至于這四大美男中,誰最帥,這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了。不可否認的是,汪精衛周恩來梅蘭芳張學良之所以能被評為“民國四大美男”,“才”和“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這么說,真實生活中的“美男”,一定是才貌雙全、文才兼備的,否則,無法稱為真正的“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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