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二程

北宋二程是指程顥和程頤。程顥字伯淳,又稱明道先生。中國北宋思想家,理學奠基者。程頤字正叔,又稱伊川先生,中國北宋思想家,理學創立者之一。曾任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二人都曾就學于周敦頤,并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世稱二程。由于他和程頤長期在洛陽講學,故他們的學說亦被稱為洛學。死后葬于洛陽伊川二程墓。

主要角色

程顥

人物生平

1032年(明道元年),程顥出生 ,其祖先歷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遷居河南府(今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曾任黃陂縣尉,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響,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稱。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程顥舉進士后,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1048年~1085年(神宗年間),程顥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他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教育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之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程顥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1489年(明成化二十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1085年(元祐元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1220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

1330年(元明宗至順元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1455年(明代宗景泰六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制比于闕里,前后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余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

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兩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代表作品

程顥一生著述不少,又長期講學,有后人效《論語》等將其言論輯錄成冊。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程頤另著有《周易傳》。二程的學說后來由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展,成為“程朱”學派。

1、《遺書》(《河南程氏遺書》),25卷,系二程門人所記二程的語錄,后由朱熹編定。2、《外書》,12卷,朱熹編是《遺書》的補編或續編,內容多系傳聞雜記。3、《文集》,12卷,為二程的詩文雜著,南宋張栻,朱熹等先后纂輯。4、《經說》8卷,是程頤以義理疏解儒家經典的著作,包括《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8種。其中:《易》﹑《孟子》﹑《中庸》不一定是程頤手著;《粹言》2卷,是楊時根據二程語錄撮要文飾而成,后又由張栻重新編次。5、《易傳》又稱《程氏易傳》﹑《伊川易傳》,4卷,是程頤注解《周易》的著作。以上《遺書》﹑《外書》﹑《文集》、《經說》4種,在宋代均單獨刊行,也有的合在一起刊行,稱為《程氏四書》。

明代末年徐必達匯集二程所有著作共6種,以《二程全書》之名刊行。清康熙間呂留良又加校勘,重新刊刻,后涂宗瀛又重校印行,此即為今本《二程集》所據本。其舊本《二程全書》,尚有1920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的四部備要本。《二程集》是一部重要的理學著作,書中第一次把“理”作為宇宙本體,闡述天地萬物生成和身心性命等問題,奠定了以“理”為中心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其中,程顥的識仁﹑定性,程頤的性即理﹑主敬﹑體用一源等許多重要哲學概念和命題,都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來的,為后來許多哲學家所沿用,對宋明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主要成就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

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流毒頗深。究其內涵: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么至善,為什么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后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思想影響

思想主張:

1、核心思想:認為“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天理是萬物的本源,先有理而

后有萬物。“二程”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

2、把天理和理論道德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倫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

3、提出“格物致知”,認為“物皆有理”,只有深刻探究萬物,才能得到其中的“理”

程顥、程頤一定程度上繼承張載的思想學說,后者對他們思想體系的構造和發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見,但及其洛學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的洛學學派,是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態,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在后人學術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盡管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學術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因此,他們的學說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學派。程顥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內心靜養的修養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后來的陸王,大致沿著程顥的理路,發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

后來的朱熹,大致沿著程頤的理路,發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隨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游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溫、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此外,二程將易學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將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致,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對朱熹易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志,那么,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人物軼聞

程顥妙破訛詐案

傳說,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年~1078年)

,擔任監察御史的洛陽人程顥,曾以寥寥數語破了一件訛詐案。

當時,有一張姓財主得急病死,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有一老者到他家門口,對著財主唯一的兒子說:“我是你父親,現在我年紀大了,無依無靠,來和你一起生活。”接著,老者一五一十向財主的兒子說明了來由。財主的兒子非常驚訝,于是兩人一起到縣府,請縣令程顥判決。老者先說,“我是個郎中,因家中貧困,四處流浪,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兒子,無力撫養,只得狠狠心腸把兒子送給張財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鄰居阿毛親眼看見。”事隔多年,怎么還能記得這樣詳細。老者說:“我是從遠地方行醫回村后才聽說的,當時記在處方冊的背后。”并從懷里掏出處方冊遞給程顥,上面用毛筆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兒抱走,給了張三翁。

程顥問知財主的兒子才36歲,而死去的財主已經76歲,于是判定真偽,程顥對老者說:“財主兒子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才40歲,這樣的年紀,別人怎么會稱作張三翁呢?”老者聽罷無法狡辯,不得不承認自己冒認兒子,只想訛詐財主家的錢物的事實。案子遂破。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

程顥在京任御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寧變法”。“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在北宋士大夫之間,即使是反對變法者,反對的程度和態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范鎮、御史中丞呂公著等人對新法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于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司馬光對王安石,是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顥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態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也對程顥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盡管王比程還年長十一歲。王安石與大臣們討論變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處,王安石必聲色俱厲,暴跳如雷,重者貶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顥受命前來議事,聽后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愿平氣以聽。”王安石見是程顥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為之愧屈”。

程顥說話做事,有理有節,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態度卻是一貫的。他任御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他認為(變法的)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這倒與其他士大夫或批評王安石的長相或貶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過程顥這一反對的理由,最終也確實一語成讖。變法的對錯好壞姑且不論,程顥在變法中的表現的溫柔敦厚,頗具君子之風,剛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對他也存尊敬。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顥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里行。監察御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勸皇帝、糾察百官。然而對于士大夫來說,糾察百官好說,但規勸皇帝卻非易事。因此,很多監察御史履職,或礙于情面,或擔心權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于內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一下納諫的姿態而已,至于納不納、納什么、怎么納,不予深究。

程顥任御史,卻比較執拗、較真,他常常像以誨人不倦的態度,直言數落宋神宗,不厭其煩。然而他不厭其煩,有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某日午餐時間已過,程顥仍舊絮叨述說,宋神宗饑腸轆轆,又不好明言。侍從便正色對程顥說:“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程顥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來。一時傳為美談 

歷史評價

《辭海》:程顥,教育家、哲學家。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 

程顥、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并受到了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統治地位的思想。

程顥、程頤經學思想以“經所以載道”和以義理解經為基本綱領,并在經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天理論哲學,完成了倫理型儒學向哲理型儒學的轉化,亦是經學史上的宋學發展為思想史上的理學的重要標志。二程以新儒學的義理來闡釋儒家經典,是其與前代儒學的基本區別,具有新的時代特征。二程創立的天理論哲學代表了宋代理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二程確立了理學的道統論,由此體現出其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顥和程頤世稱二程,他們在中國儒學思想發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是中國儒學第二次復興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謂宋學(注:一般指稱宋代的儒家學術,學界也有指宋代學術總稱的)泰斗。 

二程創立的理學的核心內容,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修養觀,“中、正、誠、敬、恕”立身處世原則,“公、德、仁、順、和”治國理政之道和義利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些經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天理難容等)已融入人們的思想和口語中,直接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干家。 

程顥作為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思想家,還是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實干家,心懷天下,政績卓然。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程顥逝世,終年54歲。他逝世后,宰相文彥博為其題寫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個大字。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評價他:“使圣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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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

人物生平

程頤,洛陽人,祖先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

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遷居河南府(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曾任黃陂縣尉、興國縣令,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 

程頤自幼小聰明,十四五歲時,受學于理學創始人周敦頤。 程頤幼承家學熏陶,18歲時,就以布衣身分上書仁宗皇宗 。年少而懷有雄心大志。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程頤24歲,隨父入京師,到太學讀書,主管太學的教育家胡瑗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程頤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反而誠之,圣人也",這篇文章受到胡瑗賞識,胡瑗授于程頤"處士"的身份。他上書仁宗皇帝,指出北宋社會的危機,開出救治時政闕失的良方,“救之當以王道”,宋仁宗未加理會。此后,他的名聲和影響就更大了。此時開始在京師(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授徒講學。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程頤受詔,賜進士出身。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于嵩陽講學。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程頤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按舊例,程家世代為官,其父程珦享有蔭庇子弟當官的特權,而程頤卻把每次“任恩子”的機會讓給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沒出去做官,長期以“處士”的身分潛心于孔孟之道,并且又大量接受學生,從事講學活動。

據今尚保存在河南嵩縣程村的碑刻記載: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太尉文彥博鑒于程頤“著書立言,名重天下,從游之徒,歸門甚眾”,就在洛陽嗚皋鎮的一個小村莊撥了一塊土地,專門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書院”(即伊)11書院),讓他在此講學近20年。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變法失敗。由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推薦,程頤被授為汝州(今河南臨汝縣)團練推官,西京(洛陽)國子監教授等職。在司馬光等人的推薦書中說,河南隱逸之士程頤,博學好古,安于貧賤恪守節操,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希望朝廷讓他出來做官,委以重任。 程頤沒有接受任命。次年應詔入京,受命為崇政殿說書,其職務是教皇帝讀書。當時的宋哲宗年幼,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教他讀書,共目的是讓宋哲宗不再奉行宋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頤就職之前,就給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養,還要經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當面規勸君主之過失的臣僚。此外,他還提出,要讓給皇帝講書的侍講官坐著講,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論經筵事札子》)。上述建議,表現了自孔、孟以來,儒家學者不遺余力宣揚“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師”自任的本色。就職以后,他經常以向皇帝講書的機會,借題發揮,議論時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于“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面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有人指責程頤 ,要求把他“放還田里,以示典刑“(《道命錄》)。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他只好上書,自動要求辭職回鄉。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起,程頤便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

宋哲宗即位,以司馬光的舊黨人物上臺,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共同上疏,推薦程頤,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程頤以布衣受詔,任崇政殿說書,程頤竭盡忠誠,訓導年幼的哲宗,完全是為了輔助國君實現堯舜之治,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程頤由布衣一躍成帝王之師,致使一部分人對他反感,以蘇軾為首蜀派同程頤為首的洛派互相攻擊,引起了在京城兩派對立局面,程頤受到諫議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罷去崇政殿說書之職。

北宋紹圣三年(1096年),在新、舊兩黨的斗爭中,因新黨再度執政,他仍被定為反對新黨的“奸黨”成員,貶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綿陽市)。交地方官管制起來。后來,這種打擊又累及于他的兒子和學生。

元符元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遷程頤至峽州(今河南三門峽),短暫恢復其官位。

崇寧元年(1102年),恢復新法的宋徽宗還下令追毀了他的全部著作(實際上,由于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留下來)。程頤又被奪去官位。卒年75歲。 

程頤死后,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系的朋友和門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尹(火享)四人。” 

主要成就

理學建樹

創立洛學

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二程十五、六歲時,受學于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一,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圣賢之書 。后來,兄弟二人終于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于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受業,并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余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顥自詡于“孟子沒而圣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第638頁)程顥于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退休回鄉,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長期講學于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程從事學術活動多年,培養了大批理學人才,特別是跟隨程頤求學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溫、蘇口、尹(火享)、張繹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楊時和謝良佐最為出色,此二人對洛學的貢獻、對二程學說的承傳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天道與人道統一

從哲學角度講,理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宇宙自然和人生的問題,其著重點主要是探討社會人生問題,對于宇宙自然的探討在儒家來說,歷來重視不夠。《論語·公冶長》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對于人的本性問題,孔子只講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他基本上不講天道,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這大概是受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這一思想影響。然而,孔子很重視“天命”,相信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因為這個“天”是不可捉摸、不可駕馭的。從經驗上講,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無意志,故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孔子強調盡人事、知天命,對有益社會國家的正義事業,要竭盡全力去做,作一個“君子”,應該對社會負責到底,做得到的,則是“天命”可為,如果失敗了,也“不怨天,不尤人”。荀子十分重視對天人關系的研究,提出了“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學說,他不相信“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現象,沒有意志,特別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漢代的董仲舒從神學角度鼓吹“天人合一”,斷言天有意志,能主宰萬物、主宰社會人事,把一切自然現象都說成是天的意志所為,乃至說人是天的副本,是天依照自己的模樣復制的。他還提出“天人感應”的說教,斷言一切人事皆由上天支配。他從《公羊春秋》出發,把儒學思想同天命神學相結合,從而神化了儒家學說。這種理論經不起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實踐的檢驗,因而失去了它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精神支柱作用。 

理學創始人,雖然也著重研究人道問題,但他們為了從形而上學的高度去論證“圣人之道”和倫理道德的至高無上性,為了把天道與人道統一起來,因而也重視對天人關系的研究。理學奠基人之一的邵雍就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他們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都統一于“道”。二程主張“理”即是“道”,程顥說:”理便是天道也”(《遺書》),又說:“理無形也”、“無形為道”(《粹言》),“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粹言》),所以人們也把理學稱之為“道學”,因為在他們那里,“理”和“道”是同等的概念。 

重視教育

程頤既是北宋理學家,同時還是教育家。為程顥之胞弟。程頤24歲時曾在京師(今河南開封)授徒講學。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偕兄于嵩陽講學。元豐元年(1078年)知扶溝縣,“設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豐五年,文彥博將其鳴皋鎮(今河南洛陽伊川縣境)之莊園贈給程氏,乃自建伊皋書院,講學其中幾達20年。同程顥一樣,主張教育目的在于培養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圣人以天地為心,“一切涵容復載,但處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須以培養圣人為職志。

在教育內容上,主張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藹然與物同體,義、智、信,皆仁也。”《宋史》稱他“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指南,而達于‘六經’”。他不僅勤奮好學,還謙讓大方。曾從師于周敦頤。

教育以德育為重,強調自我修養,“格物致知明本末”,其途徑為致知、格物、窮理。“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致知乃在窮理,即盡天理。致知的辦法是“格物”。“格者,至也”,“格”是內感于物而識其理。“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因此認識事物的關鍵乃在“心”。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內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學習方法上,強調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另外,主張讀書要思考,“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張和思想對后世教育影響極大。后人曾在他講學之地設書院以為紀念,如河南嵩陽書院、伊川書院等。另外,全國各地亦有紀念他之書院,意在追蹤繼軌,以示其思想綿長。

個人學說

程顥與程頤一起,創立了“天理”學說。程顥曾說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理”因此成為二程哲學的核心,宋明理學也就從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謂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它]適用于自然、社會和一切具體事物。[這就把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達了出來,中國上古哲學中“天”所具有的本體地位,現在開始用“理”來代替了,這是二程對中國哲學的一大貢獻。
  在程頤的哲學中,對孔子的“仁”學有新的發展。他認為,“大抵盡仁道,即是圣人”。又說:“學者須知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學”所強調的愛人、博施濟眾、克己復禮等,進一步發展成為與“萬物為一體”的境界,認為前者還只是仁的“用”(表現),后者才是仁的“體”(根本)。這一思想與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有相通之處。
  在修養方法方面,程頤提出了“定性”的理論。所謂“定性”實際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內心的安寧與平靜。他認為,要使內心平靜,不受來自外部事物的干擾,就應該雖接觸事物,卻不執著、留戀于任何事物,“內外兩忘”,超越自我。這一“定性”的理論,是程顥發揮了孟子的“不動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養經驗后而成的。
  程顥和程頤的思想,人們一般統稱為二程之學,實際上兩人的思想還是有一定的區別。程顥比程頤更注重個人內心的體驗。有的學者認為,程顥的思想是后來陸九淵“心學”的源頭,程頤的思]想則后來朱熹“理學”的源頭[。程顥一生沒有專門的學術著作,他的講學語錄及一些書信,詩文,被后人與程頤的著作合編在一起而為《二程全書》,今有校勘標點本的《二程集》。
  程顥、程頤兄弟,思想體系同中有異。二程將易學的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伊川易傳》為義理易學詮釋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程氏易傳》是伊川易學的精華,它繼承了王弼義理派易學傳統,將儒家解《易》推闡發揮到極致,可以說是集義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對朱熹易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王弼易學是魏晉玄學、易學興起的重要標志,那么,程氏易學則實現了由王弼易學道家化、玄學化的義理向儒家義理的轉變。

個人著作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其中“洛學”的著作計有二程的《遺書》25卷,《外書》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傳》《經說》《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灝的詩文集,后八卷是程頤的詩文集。《經說》中的《系辭》《書》《詩》《春秋》《論語》為程頤所作。《改正大學》為二程所作。《伊川易傳》是程頤對《易經》的注解,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二程的理學思想,是程頤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楊時精選后編寫出來的二程語錄。以上各種著作,已被合編為《二程集》,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于世。 

學術影響

程顥、程頤的思想及其洛學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一般簡稱二程)開創的洛

學學派,是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張載的思想學說,對二程思想體系的構造和發展影響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創見。二程把“理”作為其思想體系的最高范疇,基本內涵包括三個層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

這樣,精神性的“天理”就和張載的物質狀態的“氣”一起成為宇宙本原的本體了,成為最高本體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與“氣稟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無疵的;后者則是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二程在其“天理”論的基礎上對《大學》里的“格物致知”進行了新的闡釋,形成他的認識論。二程還以其“天理”論發揮孔子“克己復禮”的命題,提出了自己的修養論。

總之,二程的理學思想體系,是北宋時期理學初創階段比較典型的形態,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學的基本輪廓,為朱熹思想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具體到二程各人,他們的思想盡管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學術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異的。程顥認為萬物本屬一體,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發明本心,自覺達到與萬物一體,因此較多地強調內心靜養的修養方法,不大重視外知。后來的陸王,大致沿著程顥的理路,發展為心學。而程頤則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后來的朱熹,大致沿著程頤的理路,發展為純粹的理學。所謂的“程朱理學”,實際上主要指的是程頤和朱熹的理學。當時有許多人追隨二程學習,尤其是程頤弟子很多,主要有謝良佐、游酢、呂大忠、呂大臨、呂大均、侯仲良、劉立之、朱光庭、邵伯溫、蘇昺等(其中三呂與蘇昺原為關學學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學學派,為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龐大的思想體系奠定了基礎。 

軼事典故

程門立雪

程顥、程頤兄弟倆都是宋代博學之士。進士楊時,為了豐富自己的學問,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跑到河南潁昌拜程顥為師,虛心求教。后來程顥死,他自己也有40多歲,但仍然立志求學,刻苦鉆研,又跑到洛陽去拜程顥的弟弟程頤為師。

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塊兒到程家去拜見程頤,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閉目養神,坐著假睡。這時候,外面開始下雪。這兩人求師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動,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頤才慢慢睜開眼睛,見楊時、游酢站在面前,吃了一驚,說道:“啊,啊!他們兩位還在這兒沒走?”這時候,門外的雪已經積了一尺多厚了,而楊時和游酢并沒有一絲疲倦和不耐煩的神情。

后人將此事稱為“程門立雪”。表示求學者尊敬師長和心誠意堅。 

學以圣人之道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剛滿二十歲的程頤隨父親程珦來到京師開封。位于鐵塔下的太學,接納了這位后來成為北宋思想界一代大師的青年才俊。

宋朝的太學是皇室的最高學府。當時著名的教育家胡安定執掌太學。胡安定是兩程之前“開伊洛之先”的人。一日,程頤游太學。見胡安定正在講堂上問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胡安定并以此文為題目讓太學生寫策論。程頤寫了一篇《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所獨好學者,何學也?學以圣人之道也!”

程頤開宗明義,指出顏子一生追求研究的,是達到圣人的道德和境界!繼而程頤指出:圣人是可學而知之。那么什么是圣人的道德境界呢?程頤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五行之秀即仁義禮智信。做到了五行,就進入了圣人的境界。五行為中,“中正而誠,則圣矣”。

“故顏子所好,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無言,非禮勿動”。胡安定讀了程頤的文章后,當即約見程頤,并以學職之位相許。也就是說.一篇文章,使程頤由弱冠之年的儒生登上了堂堂太學的講壇。

圣人之仁,養物而不傷

程頤不僅有高尚志向,同時有養物不傷的仁者情懷。有一次他看到家人買小魚喂貓,便寫了一篇《養魚記》:“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仔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余,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吾觀古圣人書,觀古圣人政禁,數罾不得入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讀著這篇文字,我們看到程頤由愛魚之生命而及萬類天地中的生命,感受到他圣人之仁、養物而不傷的情懷。 

雙鳳送子

宋朝仁宗時期,河南人程遹在黃陂縣為官,繼而落籍黃陂西郊程家鄉坊。因積勞成疾,不幸病故,朝廷任命他的長子程珦為黃陂縣尉。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程珦的夫人候氏,一天夜里做了一個夢。夢中和官人一起逛花園。走到一棵梧桐樹下,抬起頭,看見梧桐樹上有個雀窩,他們正準備爬上去掏雀蛋,忽見遠處兩只金鳳筆直朝花園飛來。金鳳越飛越低,在程夫人身邊盤旋了一周以后,朝她胸懷撲來,程夫人趕忙將金鳳緊緊摟住。官人望著兩只金鳳,仰天大笑,夫人就驚醒了。冇過幾多時,程夫人懷孕了。生下長子,取名程顥,隔年,又生下次子程頤。

程顥、程頤自幼好學,尊崇孔孟,才華出眾,后來成為著名的理學家。明朝年間,人們建起一亭,命名為雙鳳亭。

夜月樓

程顥、程頤的父親程珦,在黃陂做縣尉,看中了鳳凰臺的環境幽靜,就把這兩個兒子送來讀書,程氏兄弟在樓上發奮勤學,白天不下樓,每晚熬到三更。到了大年三十夜晚,倆兄弟還不休息。這時候,進來了一個素衣女子,上前道福。程氏兄弟問她:“你來做么事?”女子含笑道:“奉太陰真君嫦娥仙子之命,特來給兩位文曲星君掌燈。”說罷,用手指在粉壁墻上畫了一個圓圈,頓時放出光華,清亮無比,照著弟兄倆夜讀。附近的人都傳:鳳凰臺,三十夜里出月亮,稱為“夜月樓”。 

人物評價

鳳凰網(《宋學泰斗:程顥·程頤》):二程所開創的理學,被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系的學說之后,程朱理學從此便在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理學中的“心學”一派,也是從二程那里出來的,所謂“陸王心學”,基本上導源于程顥的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一理學流派,也對后期封建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北宋至清末,理學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占居統治地位達七百余年,這都和二程有著直接的聯系。 

程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

朱熹:昭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后,可謂盛矣。 

湖北省人民政府網(《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程頤論述為學的方法時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說。認為格物即是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最終達到所謂豁然貫通,就可以直接體悟天理。他所講的窮理方法主要是讀書、論古今人物、應事接物等。關于知、行關系問題,程頤主張以知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結果。程頤的哲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題,對宋明哲學發生了很大影響。雖然二程都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但程顥是以心解理,開了以后陸王心學一派。程頤一般是把理與氣相對來論述的,開了以后朱學一派。 

史籍記載

《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六·程頤》卷四百二十七(脫脫和阿魯圖) 

親屬成員

高祖父:程羽,在宋太宗時,有顯功,贈太子少師,賜第于京師;

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

祖父:程逾,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父:程珦,曾任黃陂縣尉、興國縣令、龔州知州; 

母:侯氏;

兄:程顥。 

后世紀念

河南洛陽二程故里

二程故里位于洛陽市嵩縣田湖鎮程村,近臨陸渾水庫,是宋代大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的故居。程顥、程頤兩兄弟是中國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宋明理學奠基人。 
  二程故里初建于宋高宗紹興辛亥(1131年)年間,明天順年間,昭封"兩程故里"。明成化、萬歷、天啟,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間的均有復修。兩程故里程村中有二程祠,全祠總面積為4392平方米,布局系三節大院。前節有"欞星門"、"誠敬門"、"春風亭"、"立雪閣";二節有"道學堂",兩則伴以"和風甘雨"、"烈日秋霜"二亭.左右神庵廂房;三節中立"啟賢堂",兩廂設有講堂兩座,后面為"著述樓",兩側各設講堂一座,祠堂內尚存宋.元、明、清碑碣25塊,清康熙御書"學達勝天",光緒賜書"伊洛源淵",慈禧太后賜書"希蹤顏孟"3副匾額,掛道學堂正中。

洛陽二程墓

程頤墓在洛陽市南約25公里,今伊川縣城西。程顥(1032年-1085年)、程頤兄弟都是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是北宋理學的奠基人,世稱二程。二程墓為程顥、程頤及其父程珦的墓地。包括程墓和程祠二部分,前為祠廟,后為墓冢。祠由門樓、廂房及大殿等組成,另有明清時代的石碑數十方。墓冢前有墓碑、供案及石羊、石馬等,四周有墳墻回護。墓、祠一帶古樹參天,烘托出肅穆幽靜的氣氛。

武漢黃陂二程故里

據黃陂的《明代志》《康熙志》《同治志》記載:洛人大中大夫程珦,初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生子曰顥,字伯純,又明年生子,曰頤,字正叔。黃陂程鄉坊是北宋理學創始人程顥、程頤二程兄弟的出生地。二程祖父程遹、父親程珦先后擔任黃陂縣令、與黃陂縣尉時,就落戶安家在武漢市黃陂區的草木巷內,并建有紅砂石牌坊,上書“程鄉坊”三個大字。南宋朱熹《二程祠記》有記載。

程氏故居有一個石坊高6米,寬8米,上書宋體的“程鄉坊”,在石坊不遠的有青石素瓦的硬山石結構的民房,民房是三重四合小院,黑漆字大門,門的兩旁有一對石獅子守護,邁進石門檻,迎面就是一個青磚砌起的照壁,繞過這個照壁之后,就是青石鋪的天井,兩邊的廂房,正中為會客廳,二重為雅堂,書房,三重是后宅,廚房。

根據《宋史》《中國通史》《黃陂縣志》等書記載,二程祖孫三代在黃陂生活了68年,留下了雙鳳亭 多處遺跡,被海內外稱為二程第一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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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二程的理學思想對后世有較大影響,南宋朱熹正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在學風上,兩程提出了“窮經以致用”的主張,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墨守成規的治學方法,不失為一大進步。二程之所以能成為曠世大儒,除了與他們自身的淵博學識分不開外,也與他們的人生經歷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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