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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刑法與刑罰基礎--唐律

來源:講歷史2019-05-19 09:16:59責編:流星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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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讀】李淵建立大唐王朝后,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襲隋朝。為了避免因殘酷的刑法而導致沖突,對刑法放寬了處理。到了李世民當皇帝時,李世民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參酌隋律,以“寬簡…

李淵建立大唐王朝后,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襲隋朝。為了避免因殘酷的刑法而導致沖突,對刑法放寬了處理。到了李世民當皇帝時,李世民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參酌隋律,以“寬簡”、“平允”和“畫一”為原則,修改完善舊朝律法。確立了獨立的風格和體系,是《唐律》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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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議》最為簡要精煉的一部律法,《唐律疏議》在歷史地位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宋元明清大多依照唐朝律令。《唐律疏議》分為十二卷,五百零一條。一名例律,57條,總則。二衛禁律,33條,警衛皇帝,保衛宮殿等職責。三職制律,59條,官職的管理與懲戒。四戶婚律,46條,戶籍,土地以及婚姻家庭。五廄庫律,28條,牲畜與倉庫的管理。六擅興律,24條,確保皇帝控制軍隊。七賊盜律,54條,懲治懲罰盜賊犯罪。八斗訟律,59條,斗毆(六殺)。九詐偽律,27條,具有政治危害的詐騙偽造犯罪。十雜律, 62條,涉及社會治安與市場的管理。十一捕亡律,18條,逮捕,監禁,押送人犯。十二斷獄律,34條,審判程序與法官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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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例律》中記載了五刑制度,由輕到重分別為:笞、杖、徒、流、死,五刑。

“笞”的本意是用竹條或木條抽打他人,笞刑是以竹、木板責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笞刑分為五個等級,從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則加一等。《舊唐書》記載: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笞杖刑具都長三尺五寸。笞的大頭直徑二分,小頭一分半。杖分兩種:一種叫訊囚杖,大頭直徑三分二厘,小頭二分二厘;另一種叫常行杖,大頭直徑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笞杖行刑不能超過三回,總數不能超過二百。杖刑下后,行刑數不能超過所犯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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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關于死刑的行刑時間有明確規定:從立春至秋分,不能執行死刑。

電視中經常看到如要殺某人,常是秋天以后。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初一,十五)、上下弦(初七、八上弦,二十二、二十三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都不能執行死刑。唐朝法律最突出的地方就是貴族的特權即“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賓,八曰議勤。像五品以上的官爵,以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親,若是犯死罪,需由皇上來裁決,流罪已下就減一等。像九品以上的官位祖父母、父母、妻子、兒子、孫子犯了流罪已下,可以聽贖。聽贖的意思是被判應受笞杖徒之刑的,可以交納財物贖罪。其贖法是笞十,贖銅一斤,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至徒三年,則贖銅六十斤。也不是什么貴族都享有此特權,犯“十惡”著不能“八議”。謀反,謀大逆,謀叛,謀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等為“十惡”。又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以及殘疾人病人,犯流罪以下可以聽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以及殘疾人病人,犯殺人應該死刑的可以請皇上裁決;若涉及偷盜傷人的可以聽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的,即使有死罪,也不能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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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河內人叫李好德,有瘋癲的病史,經常妖言惑眾,妄議朝政。

李世民就將他逮捕收監。大理寺丞張蘊古聽說后上奏李世民,說李好德常年就有這個病,不應該制他罪。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奏李世民,說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刺史,張蘊古和李厚德關系不錯,張蘊古說李好德的都是假話。李世民說:我常常聽犯人說,蘊古你經常和犯人下棋,這次又偏袒李好德,你是在亂我法律。于是就把張蘊古斬于東市。斬了后李世民后悔了!又有交州都督盧祖尚,斬于朝堂,李世民又后悔了。下令:以后凡是執行死刑,雖下令殺了,但也要上奏三次。后來又實行五覆奏,執行死刑前兩日兩奏,執行日三奏。犯惡逆罪的,就一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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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則天當政時,刑罰就嚴了。由于徐敬業的作亂,武則天怕動搖人心,實行以威制天下,進而引發的酷吏多了起來,條令條文也加深了。像萬國俊、周興、來俊臣、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都是酷吏。

這里面最臭名昭彰的就是萬國俊、來俊臣所著的《告密羅織經》著名,此經是人類有始以來,第一部制造冤獄的經典,第一部由酷吏所寫,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過得更好。周興臨死之際,看過此書,自嘆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閱罷此書,冷汗直冒,卻不敢喊冤;女皇武則天面對此書,嘆道:如此機心,朕未必過也。此經以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來俊臣每次詢問囚犯時,不問輕重,多數以醋往鼻子里灌,或者把人放到缸里,用火圍起來燒。來俊臣又制作不同的枷鎖,起名叫: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讓犯人睡在糞便骯臟的地方,周圍的環境又苦又毒。到了開元初,又消減律令,開元二十五年,整整一年,刑部斷了死罪人數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向玄宗說:大理辦案的院內,很多年前就聽說院內殺氣太盛,以至于鳥雀不在院內落巢歇息,今年有喜鵲落巢了,特來恭喜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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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八月,即誅滅太平公主不久,唐玄宗宜布:“凡有刑人,國家常法。…自今以后,輒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殘害之罪”這是對酷更遺風的清理,也是立法上的一種進步開元以來,基本上廢除了“屠割骨肉”的苛刑,按照“常法”實行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等。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四月,由于杖刑過重,致人殞斃,唐玄宗頒發了一道敕令:“比來犯盜,先決一百,雖非死刑大半殞斃。

言念于此,良用惻然。今后抵罪人合杖杖,并從寬。”改決杖一百為六十,定為常式。可見,這些法制上改革都體現了寬仁慎恤的原則,反映了開元立法的某些特點。完善死刑的審批程序,是貞觀司法的重要措施。開元司法也有這一條,唐玄宗在《恤刑制》中宣稱:“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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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唐玄宗有時候“生殺任情”,從個人好惡出發輕易地決定處死。例如,開元七年(公元719年)深秋,在通往興慶宮的“復道”上,看見一個衛士將吃剩的飯菜倒在溝竇里。玄宗“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同行的長兄寧王憲(原名成器)從容諫曰:陛下在“復道”上看見人家過失就要殺他,恐怕會弄得人人不自安。況且陛下厭惡倒掉飯食,為的是糧食可以養人。

現在以余食殺人,不是喪失了原先的本意嗎!玄宗一聽,“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立刻釋放衛士。當天,在興慶宮里宴飲極歡,玄宗親自解下紅玉帶,連同御馬,送給了大哥。這個真實的故事既說明善納規諫,更反映了防止“濫刑”的事實。浪費糧食是一種“過失”,但從法律上說,并不構成死罪。如果盛怒之下“杖殺之”,勢必造成一柱錯案,將使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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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終于明悟過來,避免了如同唐太宗怒殺張蘊古那樣的悲劇。開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武強(今屬河北)令裴景仙索取賄贓達五千匹,事發逃走。玄宗“大怒,令集眾殺之。”剛剛上任的大理卿李朝隱認為,“乞,犯不至死”,加上景仙曾祖是唐開國元勛裴寂,根據“十代宥賢”的原則,應改棄市為流刑。玄宗手詔不許。這里堅持有法必依,該斬則斬,該流則流,不輕罪重判,不以法隨人,表現了法官忠于職守的品質。

唐玄宗下制曰:“朕垂范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于是,判處貪官裴景仙決杖一百,流放嶺南。除了斷案外,對待社會動亂事件的處置也貫徹了寬仁原則。就在裴景仙案不久,京城長安發生權楚璧擁左屯營兵叛亂事件,西京留守王志愔驚恐而死。當時,唐玄宗在東都洛陽,立即派遣河南尹王怡前往處理。“(王)怡禁系極眾,久之未能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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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整個唐朝的法律發現,等級森嚴,貴賤的不同法律也就不同。特權有特權的法律,賤民有賤民的法律。完全是赤裸裸的特權法!如果良賤相況,則良輕賤重;主奴相犯,則奴重主輕甚至不罰;主奴相隱,則主人無反,逆,叛罪,奴不得相告。如果那種幻想穿越到唐朝的人知道有這種刑罰,不知道還有沒有興趣想著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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