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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竟只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

來源:講歷史2019-04-11 19:37:28責編:流星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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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讀】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么失當,…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么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占領武漢三鎮的起義。

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么一回,但并沒有鬧起來。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后,上臺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后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盡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盡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雇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么影響。

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斗——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斗可以喚起民眾,只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制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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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盡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

庚子后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盡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余,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余。

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余,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涂,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后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

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干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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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后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夸張]次數,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夸張的數字,放到這么大的國家里,實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于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于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干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里,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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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后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

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讓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后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辛亥革命在當時處于一個尷尬的位置,雖然革命的開始并沒有準備的很完全,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所以才有了這次革命的產生。現在我們沒有資格去評說這次起義是否正確,畢竟歷史一旦發生就沒有回轉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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