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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上將閻紅彥,傳奇功績的一生,為何最終卻早逝?原因竟是如此

來源:講歷史2019-11-02 09:40:24責編:金大元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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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導讀】在我國近代史上有許多位開國上將,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其中一位開國上將閻紅彥,傳奇功績的一生,為何最終卻早逝?原因竟是如此。閻紅彥,又名侯雁,陜西安定縣(今子長縣)…

在我國近代史上有許多位開國上將,今天我們就來說說,其中一位開國上將閻紅彥,傳奇功績的一生,為何最終卻早逝?原因竟是如此。

閻紅彥,又名侯雁,陜西安定縣(今子長縣)人。幼年家貧,因生活所迫,燒過磚,放過羊,打過短工,流浪乞討,13歲便到石謙部李象九連當兵。1925年4月,經李象九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10月,清澗起義爆發后,閻紅彥奉命帶領一隊人馬捉拿了清澗縣縣長張友之。起義失敗后,奔赴山西絳州。1929年春,閻紅彥返回陜北后,被派到宜川、延長交界的九殿山開展兵運工作,失敗后秘密潛回瓦窖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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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中共北方局從陜北抽調一批干部,在山西省委領導下組建紅軍游擊隊。中共陜北特委派閻紅彥與白錫林東渡黃河,于2月到達太原。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劉天章決定從駐軍和工廠抽調一批共產黨員組建游擊隊,開辟山西革命根據地,并成立游擊隊臨時支部,閻紅彥負責聯絡工作。4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正式成立,閻紅彥任副大隊長兼第一中隊中隊長,帶領游擊隊活動在孝義、中陽、汾陽等縣,在晉西一帶建立游擊根據地。

1931年夏,國民黨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調集百倍于游擊隊的兵力開赴晉西“圍剿”。游擊隊奮力抗擊,終因寡不敵眾,游擊隊被困在老鴉掌一帶狹小的山林中,危急時刻,游擊隊突出重圍,西渡黃河。

9月2日,游擊隊渡過黃河,在綏德西南的南溝岔(安定縣今子長縣)進行整頓,經民主推選,公推閻紅彥任大隊長。9月8日,游擊隊在安定與中共陜北特委接上關系,根據特委指示,晉西游擊隊改名為陜北游擊支隊,閻紅彥任支隊長,活動于安定、安塞、保安和靖邊一帶。游擊隊打敗了保安縣民團300余人的進攻后,先后取得了寨兒山、營盤山戰斗的勝利。遵照中共陜北特委指示,10月上旬,游擊隊與楊琪、師儲杰等領導的“保運”武裝聯合行動,向陜甘邊轉移。這支300多人的武裝首戰安定玉家灣,又乘勝進攻瓦窯堡,一舉攻入城內,迫使守敵退守米糧山,游擊支隊威震陜北。10月下旬,部隊到達陜甘邊南梁地區,與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會合。11月,中共陜西省委派謝子長到南梁,成立了新的隊委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閻紅彥任委員,以南梁為中心開展游擊戰爭。

1932年初,根據中共陜西省委指示,游擊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閻紅彥任第一支隊支隊長。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奉省委命令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后,閻紅彥任第一大隊大隊長。3、4月間,陜甘游擊隊接連取得旬邑職田、陽坡頭戰斗勝利后攻克旬邑縣城。此時,中共陜西省委常委杜衡來陜甘游擊隊巡視工作,撤銷了謝子長總指揮職務,將游擊隊改編為第三、第五兩個支隊,閻紅彥任第五支隊支隊長,率部開赴三原心字區、武字區活動。5月,奉中共陜西省委命令,五支隊進軍陜北。首戰馬欄鎮,攻克鳳凰山,乘勝進入焦家坪、五里鎮等地。6月上旬,閻紅彥奉命率隊深入黃龍山區籌款擴紅,游擊隊主力開赴韓城、宜川。

8月30日,陜西省委派謝子長回到陜甘游擊隊任總指揮。謝子長回到陜甘游擊隊后,同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率隊南下,9月12日攻破照金,全殲富、同、耀三縣民團。26日,陜甘游擊隊攻打保安失利后,轉入南梁附近的平正川、瓦子川一帶稍林地帶。為了改變游擊隊缺衣少吃的被動局面,閻紅彥和楊重遠率領游擊隊騎兵奔襲耀縣一帶,打土豪,籌軍需,解決了游擊隊過冬的困難。

12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在宜君轉角鎮(今屬旬邑)成立。在杜衡“左”的錯誤路線指揮下,閻紅彥被迫離開部隊,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訓”。

1933年初,閻紅彥被派往張家口,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委員會委員,在孫殿英部搞兵運工作。經過努力,閻紅彥成功地發動了“包頭兵變”,拉出一個團開赴武川。不久,在前委會議上討論部隊去向時,因與陳伯達意見分歧而被撤銷職務。

1934年7月,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遺,閻紅彥赴蘇聯學習并參加共產國際“七大”,閻紅彥從上海出發,渡過渤海灣,越遼寧、吉林、黑龍江,歷經千辛萬苦,10月抵莫斯科,先后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和蘇聯紅軍陸軍大學附設的共產國際軍事研究班學習馬列主義和軍事科學。

1935年4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為了恢復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指導中國革命,特派閻紅彥和劉長勝帶密電碼回國。因密電碼由英文字母編排,閻紅彥用極大的氣力,背熟組編的電碼,由新疆經伊犁、迪化、蘭州、寧夏、綏遠到達北平。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閻紅彥立即前往陜北找黨中央。1935年12月,閻紅彥在瓦窯堡見到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了帶回的密電碼。從此,黨中央又和共產國際取得了聯系。

1936年2月紅軍渡河東征前,閻紅彥受命組建黃河游擊師并任師長,協助周恩來解決紅軍渡河的船只問題。毛澤東在回憶東征時曾說:“閻紅彥是一位好同志,東渡黃河的時候,渡船的解決,主要是靠他。閻紅彥同志主動承擔這個任務,他解決得很好,解決得很快”,使紅軍“順利地完成東渡抗日救國的任務”。不久,黃河游擊師改編為紅三十軍,閻紅彥任軍長。“五.五”通電后,閻紅彥率軍回師陜北,在宋家川阻擊欲進犯陜甘的國民黨中央軍,又指揮部隊回師瓦窯堡保衛中共中央的安全。西安事變時,閻紅彥奉命在楊虎城部做統戰工作,事變和平解決后,回陜北任三十軍軍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閻紅彥任由紅三十軍改編的警備第三團團長。1939年,警備第三、第四團和炮兵團合編為警備第一旅,閻紅彥任旅政委,率部駐甘泉、富縣,守衛著邊區的南大門。1940年后,閻紅彥到馬列學院和留守兵團軍政研究班學習。整風運動中,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閻紅彥參加了中共“七大”。會后因向組織反映關于高崗的有關問題而長期被誤解。

1945年9月,閻紅彥被派往晉冀魯豫野戰軍,歷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定陶、魯西南和千里挺進大別山等戰役。1948年5月,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編為中原野戰軍后,閻紅彥任三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參加了淮海戰役,協助司令員陳錫聯、政委彭濤指揮戰斗,活捉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

1949年2月,閻紅彥被任命為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渡江戰役。11月進軍川黔。

解放后,閻紅彥任重慶市軍管會副主任。1949年12月,中共川東區委和川東行署成立,閻紅彥任區委副書記、行署主任。之后,閻紅彥歷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副省長,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成都部隊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9年秋,閻紅彥調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委。

1967年1月8日,西北紅軍和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開國上將、時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在昆明軍區的一個秘密軍事基地突然去世。閻紅彥的死,在云南,乃至全國引起了強烈震動。一位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赫赫戰功的陸軍上將,沒有在槍林彈雨中被敵人擊倒,卻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而且死的有點“不明不白”。有關傳記中只一句“閻紅彥已經停止了呼吸”簡單了事,讓人一頭霧水。

著書的說“事后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但沒有文字記載現場有物證,似乎證據不足。

寫詩的云:“‘莫須有’罪遭戕殺,反誣自縊亂偽真!”但其中摻雜個人的情緒化成分多點。

有的說閻紅彥是受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逼迫而自殺,理由是閻紅彥跟陳伯達結怨頗深。理由似乎比較充分,但不免使人產生了他為什么要自殺的疑問。“文革”中,受迫害的并非閻紅彥一人,有許多人都是戰斗到最后一息,閻紅彥是不是有點經不起“風浪考驗”,“膽怯”陳伯達?

為此,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發現:一方面,閻紅彥是被逼心臟病突發而亡的,這與陳伯達不無關系;另一方面,閻紅彥的死與他本人耿直剛烈的性格有關。

因不同意見,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了爭吵。陳伯達指責閻紅彥是“大西北主義”。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大規模進犯華北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5月26日,以馮玉祥為首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這時,蔣介石一面配合日軍“圍剿”抗日同盟軍,切斷交通,斷絕糧秣;一面施展各種陰謀,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政治拉攏和分化瓦解。8月5日,馮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軍處境十分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河北省委領導的同盟軍中黨的前委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動員在黨影響下的部隊約一萬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張北縣。

閻紅彥和劉振遠奉調率部至張北,編入許權中(共產黨員)的第十八師。不久,閻紅彥的騎兵連又調歸同盟軍北路軍總指揮吉鴻昌,改編為特務連,仍由閻紅彥任連長。8月27日,前委在張北縣北部的二泉井召開了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去向問題。閻紅彥提出“將部隊拉過平綏線到陜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陳伯達當場指責閻紅彥“只知道你們陜北”,是“大西北主義”。

陳伯達主張我黨應當退出同盟軍。為此,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一氣之下,閻紅彥退出會場。第二天,前委常委鄒春生(后叛變)批評閻紅彥,并要他檢討,遭閻紅彥拒絕。不久,閻被撤銷職務,調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閻紅彥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蘇聯,次年底返回陜北。

閻紅彥如實向毛澤東反映公共食堂中存在的問題,并得到毛澤東的贊揚

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在彌渡縣給毛澤東寫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查》,內容如下:

從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區作了些調查研究,參加了普洱、景谷兩縣的縣委擴大會議,同一些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干部進行了座談,并找了若干社員聽取意見。現將幾個主要問題報告如下:

一、社隊規模問題。我省的社隊規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居住條件、經濟聯系、民族關系,該大就大,該小就小。山區應基本上以村寨為基本核算單位。在一個公社內,可以有的核算單位是大隊,有的是生產隊。以調查和試點推算預計全省調整后,社隊都將增加兩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問題。群眾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幾十個食堂調查,都說明了同樣的情況。省委考慮還是根據群眾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強,群眾真正要辦的就辦,群眾真正不愿辦的就不辦。當然,即使要散,也要有準備地散,避免發生混亂。

三、關于分配“三七開”問題。根據我的調查,多數地區群眾都不主張實行部分供給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其開支大體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五。這實際上是擴大公益金的辦法。一部分地區群眾仍愿意除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外,對全體社員實行部分糧食供給制,供給部分大體上也只占到分配給社員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覺得上面兩種辦法都可以實行,全省不必強求一律。

四、耕牛、大農具的所有制問題。多數意見是歸生產隊所有,我認為這樣做對大隊并無損害,還可以大大加強生產隊的責任心和積極性。

五、山林分級管理問題。現在的問題一是所有權不清、責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廢弛。調查中,大家認為:只要迅速確定林權,明確所有制,加強管理,山林恢復起來就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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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物分配問題。社員要求實物按工分分配,多勞多吃。

這封信樸實無華、實事求是。閻紅彥既沒有昧著良心隨波逐流說假話,也沒有閉著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話。信寫好后,不少同志都為閻紅彥捏一把汗,勸他不要操之過急,想好了再作決定。

公共食堂在當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心臟”,是“階級斗爭的焦點”,是“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誰反對誰就是“攻擊三面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閻紅彥的主張,雖然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沒人敢于公開支持。

對此,閻紅彥的態度是:“不了解情況辦錯事是可以原諒的;明知不對,考慮個人得失,投機取巧,就是品質問題。”

這封信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揚。他親筆批示,轉發。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報》曾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階級斗爭為綱的文件》為題作過報道,內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分析,會議決定按照“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精神,在全國農村開展一次全面整頓群眾運動。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認為,云南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刮起單干風,也不存在生產、生活和市場混亂的問題,因此不需要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問題。閻紅彥把這個意見報告給鄧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就按你們的辦。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省委文件。如今,這一文件被認為“是云南歷史中一個值得稱頌的亮點”。

文件發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閻紅彥說:“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斗爭!云南急于解決的是老百姓的溫飽和穩定,如果誰能發明人可以不吃飯,我就天天搞運動。”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就這個文件點名批評閻紅彥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主觀主義的求證。不久,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告訴閻紅彥,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會議上作個檢查,并由省委寫出檢查報告。閻紅彥為檢查定的口徑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實際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應該記取教訓。

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檢查處理此事。經過調查,他認為云南是緊密結合實際,認真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那個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檢討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后,云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緊抓好,公開講話和在文字上不要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發生矛盾。

為避開“造反派”,秦基偉將閻紅彥送到一個秘密的軍事基地

閻紅彥做夢也不曾想到,這份“受查”的省委文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找了出來,成了“造反派”首要“炮打”目標,他們攻擊閻紅彥是“反革命分子”。1966年10月,陳伯達、林彪、江青等專門召集一部分高級干部,“揭發、批判”鄧小平。有人說在淮海戰役中,鄧小平動搖,想要撤退。閻紅彥當即揭穿說:“淮海戰役中,前委一直和三縱隊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陳伯達狼狽不堪。于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點名閻紅彥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閻紅彥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在北京開會期間,閻紅彥的兒子閻澤群還告訴了一個令他十分吃驚的消息:江青在北航對紅衛兵說,中央正在開會,她和主席占少數,很多人都反對毛主席。主席準備上山打游擊。閻紅彥當時怔了一下,慎重地問兒子:“她真這樣說?”閻澤群說:“不會錯,八大學院像開了鍋,這些話很快會傳到外地去,你們在這里開會研究了半天,恐怕還抵不上這幾句話的作用。”

閻紅彥聽完兒子的話后,激動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臉色赤紅,捂著胸口,半晌沒有說話。忽然,他緊鎖雙眉,對兒子大聲說:“怎么能講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我們跟著主席幾十年,會反對毛主席?我們會反對毛主席?”

從北京開會回來后,昆明已是一片混亂。閻紅彥也處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轟”之中。“造反派”要他表態贊成誰打倒誰,但他始終堅持原則。“造反派”頭頭氣急敗壞,辱罵閻紅彥是“老奸巨滑,為老干部樹黑樣板”。他們把閻紅彥拉出去批斗,整天不讓他休息,不讓他喝一滴水,吃一粒米。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頭子要求閻紅彥出席在昆明檢閱臺廣場召開的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勒令閻紅彥到會接受批判。閻紅彥沒有去,“造反派”就煽風點火造謠說,秦基偉把閻紅彥藏到軍區去了,并高呼:“秦基偉!把閻紅彥交出來!”

不明真相的群眾一窩蜂似地沖進軍區大院,沖擊軍區機要大樓,圖謀搶奪機密檔案。解放軍戰士手挽手,用血肉之軀組成一道人墻奮力抵制,軍區大院一片混亂。

閻紅彥得知消息后,血壓急劇升高,心跳加快,面色通紅,他決心親臨現場,給不明真相的群眾講明道理,讓他們撤出去。省委其他負責同志把閻紅彥勸住了,說現在是有理講不清。秦基偉、李成芳也打來電話,勸他千萬不要出去,說由軍區出面,設法解決問題。

為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個軍事基地——小麥峪。

小麥峪距昆明市約10公里,是省軍區的一個秘密的軍事基地,周圍設有警戒線,一個警衛團在這里駐扎。這里山崖陡峭,野花叢生,空氣清新,景物宜人。在這樣一個平靜的環境里,閻紅彥的思緒卻像大海的波濤一樣,洶涌澎湃,怎么也平靜不下來……

1月5日清晨,他決意下山說服群眾退出軍區。洗漱完畢后,他連早飯也顧不上吃,就催促秘書和司機進城。

秘書曹賢楨對閻紅彥說:“周興省長昨天半夜從城里來,跟他商量商量再定吧!”

周興對閻紅彥說:“你目前身體情況那么差,絕對不能去。那里根本沒有組織,既找不到‘造反派’,更找不到他們的頭頭,亂糟糟的像個自由市場。你去了也無法做工作,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正好,軍區領導同志也來了電話,告訴他軍區已組織了代表團與“造反派”聯系,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秦基偉特別強調:“現在情況極其復雜,工作還是由軍區想辦法來做,你千方不要來。”

這一天,閻紅彥度日如年,在煎熬中挨到了天黑。他決定讓夫人王騰波回省委,他和周興去軍區大院,力圖通過工作,扭轉混亂的局面。

閻紅彥的車子在茫茫的夜色中開進了城。“造反派”的旗幟插在省委辦公大樓上,“砸爛黑省委”、“打倒閻紅彥”等大字標語到處都是。“造反派”的宣傳車在軍區大院內跑來跑去,高音喇叭發出刺耳的尖叫,各派組織的旗幟,橫七豎八,擺滿一地。

閻紅彥的家已被抄。門上、窗上都貼了封條。誹謗性的大字報,貼滿了墻壁。他想進自己的家去看一眼已是不可能了。

1月6日,閻紅彥得知省委書記趙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綁,戴上高帽,跪在一輛公共汽車頂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眾時,悲憤難耐,眼淚奪眶而出。

“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叫嚷著:“在哪里抓到閻紅彥,就在哪里處決!”

閻紅彥聽了哈哈大笑道:“國民黨曾經重金懸賞要我的腦袋,我都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1月7日下午3時左右,閻紅彥親自接了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的電話,然后高興地告訴夫人王騰波:“等一會兒秦司令員要來,你趕快告訴炊事員,準備點兒菜。秦司令員是南方人,喜歡吃米飯。”

晚8時左右,閻紅彥的另一秘書王銀山和秦基偉的秘書同車來到小麥峪。秦基偉托秘書帶給閻紅彥一個條子,大意是:“情況有變化,我不能來了,我的處境很不安全。”

就在閻紅彥還沒有轉過神的時候,王銀山接著又向閻紅彥報告說:葉帥從北京掛來了電話,問閻紅彥現在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身邊現在都有些什么人?我說:電話不保密,不好告訴你。目前基本安全。秘書、夫人、司機、警衛員都在。葉帥又說:要說服“造反派”,不能抄閻紅彥同志的家。我說:家已被抄了!葉帥難過地嘆了一口氣,放下了話筒。

閻紅彥默默地在屋子里踱了幾步,然后說:“葉帥也管不住了!”

1月8日,是閻紅彥來到小麥峪的第四天。

凌晨1時,中共云南省委辦公廳響起北京的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書長王甸。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要找閻紅彥!

王甸當然知道閻紅彥的秘密行蹤,便給小麥峪掛了電話。

秘書曹賢楨哪敢怠慢,叫醒了閻紅彥,說:“省委辦公廳王甸副秘書長轉來了陳伯達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

“哦?陳伯達……”

陳伯達是個氣度狹小的人。自從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爭吵后,一直對他沒有好印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陳伯達攀上了江青,頤指氣使,發號施令。

“首長……”曹賢楨站在閻紅彥面前等待指示。

“把電話接過來!”

不一會兒,電話里響起了難懂的福建話。閻紅彥實在是聽不懂,恰巧汪東興正在陳伯達那里,臨時由汪東興充當“翻譯”。

陳伯達的話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里,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你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斗過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一聽,肺都氣炸了,大聲吼道:“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發號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云南的經濟建設怎么看?對邊疆怎么看?你們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么領導?你們這樣干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陳伯達大罵閻紅彥“頑固”,他說:“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得明明白白的嘛,你還怕出亂子?要依靠群眾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么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

說罷,陳伯達掛斷了電話。

閻紅彥的心情實在難以平靜下來,他推開周興的門,激動地談了剛才發生的一切,并要馬上進城到軍區大院去接見“造反派”。

周興勸他說:“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還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于是,閻紅彥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心煩意亂,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水一飲而盡,合衣熄燈上床。

凌晨四五點鐘左右,一隊汽車朝小麥峪沖來,隆隆的馬達聲,嘈雜的人叫聲,亂成一片。

門衛緊急報告說:“‘造反派’沖進來了!”

曹賢楨急忙跑進閻紅彥的房間,催首長趕快起床,連喊幾聲卻不見動靜——閻紅彥已經去世了。死前,閻紅彥緊握著雙手,顯得極其痛苦。

閻紅彥死后,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這一消息刪去了,說不用登,算不上是“要事”!

閻紅彥逝世的噩耗,很快傳遍云南各地。林彪等人誣蔑閻紅彥為“三反分子”,下令不準為其開追悼會。可是,云南的黨、政、軍機關的許多干部和群眾,都自發地為閻紅彥舉行了追悼會。

后人現狀

閻紅彥上將夫人王騰波,原名羅學儒,1920年出生于四川合江縣一個名門望族,中學畢業后,她瞞著家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發誓要在抗日洪流中做一名逐浪騰波的勇士,于是改名為王騰波。

一身戎裝颯爽英姿的王騰波在延安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與閻紅彥認識以后,在他的追求下,1942年與大她12歲,已經有兩段婚史帶著一個兒子生活的閻紅彥(擔任過紅三十軍軍長,抗戰爆發后任八路軍警備一旅政委)結婚,生了一個女兒閻小青。后來王騰波任第四屆四川省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1998年10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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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兒子閻澤群

閻澤群,原名閻小毛,1935年3月19日出生于天津,母親是早期革命者尤祥齋。1942年入延安八路軍干部子弟小學,1946年2月離開延安,1947年春在河北省武安縣陽邑鎮入晉冀魯豫邊區邯鄲行知學校學習。1948年6月隨校轉移到河北省井陘縣孫莊,參加了三校合并,成為華北育才小學的學生。1948年9月考入在石家莊柏林莊的華北育才中學。1949年春隨校進入北京,后因病休學三年。1952年9月在北京師大二附中(現北京101中學)復學。

1955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因體檢復查不合格轉入北京大學化學系,1960年9月畢業,在北大工作三年,1963年3月因對領導不滿,要求調到北京化工學院(現北京化工大學)無機系任教,以后一直在化學工程系和計算機系任教,直到1995年9月退休。

二、 女兒閻小青

閻小青,1943年在陜西米脂縣出生,出生之后到延安,3歲隨父母到北京,在北京上學。寫有《閆紅彥和老百姓——對父親的點滴回憶》,居住在北京,近年有她參加一些紀念活動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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